【大咖推荐】段志强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是悲观时代的进步希望

大家好，我是段志强，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工作。喜马拉雅上面有一个和看理想APP联合出品的节目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是主讲人之一。

听说喜马拉雅推出了一档重量级的节目，包弼德、傅高义等几位学者主讲的《中国文化课》。一看主讲人，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书都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候的必读书。所以看了这个节目大纲，让我一下子有回到课堂的感觉。

这几位主讲人大部分都在美国工作，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我感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代——中美脱钩也好，大国竞争也好——这样的节目有它特殊的意义。什么意义呢？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无论从地理、历史、制度还是文化来说，差异都堪称巨大的国家，到底能不能互相理解，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能带给大家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不同的文化之间不但可以互相理解，而且这种来自异域的眼光还能带来很多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洞见。也就是说，“异域之眼”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说到互相理解这个话题，说起来简单，真要实践起来那是非常难的。单说语言，就是一大关。有这么一个故事，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吧，有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因为冷战的关系，他没办法来中国大陆做研究，汉语也是在美国学的。后来他想办法去了台湾，先是坐船到基隆港，下了船，要买票去台北，但是他因为研究的是明代历史，所以学的都是文言文，他以为汉语就是文言文那样的，所以他跟人家说：“吾欲至台北”。结果当然是搞得对方一头雾水。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大概学术圈里很多人都听说过。其实想一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光语言至少就得学两种，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吧，民国时期的汉语，共和国早期的汉语和现在的汉语区别又很大，我就听过有的日本学者说起汉语来满口的革命语言，因为老一辈日本学者有很多是在文革时期跟着《人民日报》学的汉语，革命词汇运用得非常熟练。

除了这两种“普通话”，对于有些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还得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周边国家的语言等等。因为这些额外的困难，所以我们对研究中国的外国人常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象：一种是说，哎呀这个外国人怎么这么厉害，汉语这么难学的语言他都能学懂，而且在很多事情上简直比中国人懂得还多。我有一位同事，他是俄罗斯人，以前跟我一间办公室，他的汉语就超级好，还能听得懂一些我都听不懂的方言，我经常向别人介绍，说他的汉语比我还好；但另一种印象呢，就是说汉语这么复杂微妙，中华文化如此博大精深，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真正懂得其中的妙处呢？

但我要说的是，语言能力其实只是起步，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在这个层面，我想所有的专家应该都承认，今天我们用来理解中国的概念、逻辑、方法，乃至一整套思维和表达方式，早已深刻地打上了海外中国学的烙印，中国学早已成了世界学术的一部分。

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传统中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农商社会？历史中国到底是个早熟的文明，还是个落后的文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到底遵循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如果有这种规律的话——还是沿着自己特殊的轨迹？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中国史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世界历史、人类历史的问题。只有在大量的外国学者带来了比较的视角——套用一句俗话，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理解中国——这些问题才能被提出来，也才能有讨论的可能。全球视野、比较视角，这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一种革命。

第二个，现在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实际上靠的是一套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这套概念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比如研究中国过去的宗教，我们有宗教学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中国过去的性别，我们有一套性别理论和性别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我们有现代语言学的一套技术和手段，研究中国过去的经济、社会，我们有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概念、理论、方法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绝大部分也不是海外中国学家发明的，但最早是他们从现代西方学术的庞大机体上学来的，然后应用到中国研究当中。概念术语、理论体系，这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二种革命。

第三个，传统的观念里面，所谓中国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华夏的文化，汉人的文化。经过现代学术和思想的转化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中国文明、中国文化，当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人群共同创造的，他们有的是农业民族，有的是游牧民族，有的是主要从事渔猎，也有的主要从事工商业。历史上，这些人群之间不全是和平的友善的关系，但同样都为中国贡献了丰富的文化和文明成果，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是复合的、多元的中国，不再是那种华夷之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国了。这种多元、平等的观念，是外来知识给中国研究带来的第三种革命。

例子就举这么多，要说下去当然还有。因为有这些视角和方法的不同，所以海外中国学就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即便有些在语言上不像母语是汉语的人那么熟练，但提供的理解和洞见是非常深入的。比如那位“吾欲至台北”的学者，他对明史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等你听了这档节目，应该更能体会到几位主讲人在概念方法和比较视野方面的长处。

我得声明一下，我说这些外面的学者、外来的知识，对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带来这么多的改变，这不是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学者就多么聪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另外一种知识背景，而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巨大的知识世界，在过去的一两百年中，成了人类知识的主流。所以海外中国学的产生及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渐融入世界知识主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外来的概念是不是真的就能完全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现象，其他文明的历史经验能不能涵盖中国的文明历程等等，但无论如何，我们实际上是凭借着现代人类文明的整体成果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不过呢，时代发展到今天，又有点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在思考现代学术、现代知识带来的洞见，一方面也在寻找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大家首先关心的是学者个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贡献，而不是学者的国籍了。在环顾自己的学术领域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领域里面有价值的学者往往分布在世界各地，每个人的文化背景、教育历程和生活经验不一样，甚至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都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学术观点。国籍当然仍然有意义，但也就是和其他的背景一样有意义而已，可能会影响到学术风格，但不会决定水平的高低深浅。

中国的一部古籍《列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说会相马的高手发现了一匹千里马，结果他回来报告的时候，把这匹马的颜色和性别都说错了。为什么？因为他只关心这匹马是不是好马，颜色、性别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无所谓的事情。我想今天我们来学习学者们的见解，道理也是一样的。非常肯定的，《中国文化课》这档节目邀请的这十位学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海外学者”，所以值得我们去听，而是首先因为他们是“优秀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界理解中国的重要阶梯，这才是我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真正原因。这种态度的变化，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讲这个课的主讲人和听这个课的你，都处于这个历史性进步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悲观的年代，让我们一起守护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