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读一本书】《刑法学讲义》丨B站红人罗翔来了！三个案例带你入门刑法学

吴晓波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同读一本书。

1998年，深圳出过一个著名的“邓宝驹”案。邓宝驹年轻有为，刚30多岁就当上了深圳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社主任。但他上任不到三年间，就贪污了2.3亿公款用来赌博与挥霍，光情妇就包养了5位。

凭借我们朴素的情感，各位觉得在1998年贪污2.3亿应该怎么判？显然是死刑对吧？这种人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邓宝驹并没有因为贪污罪被判刑，因为他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而贪污罪所要打击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他最终只被判处了职务侵占罪的最高刑期——有期徒刑15年。

这个案子可能会让许多朋友感到迷惑。《刑法》不应该是惩治犯罪的吗？但在这个案子里，《刑法》好像反而保护了邓宝驹。

这其实只是《刑法》中无数反常规认知的一个小例子。它很好地说明了，虽然《刑法》是一部与我们的生活极其相关的法律，但它的内涵、对它的理解，或者对于普通人的价值，却远远没有如《民法》般广为人知。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书叫做《刑法学讲义》，作者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法研究所所长。今年年初，他因为一系列鞭辟入里又妙趣横生的法考培训视频在网上走红，竟引发了一场“百万人在线学刑法”的热潮。

这本书是他为没有法律基础的普通读者撰写的一部“刑法学完整科普”，罗翔教授从刑罚的起源讲起，用很易懂的语言普及了刑法学理论里的各种基础概念，然后按照不同的罪名，结合了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来解释刑法的运作方式。

读完这本书，大家完全可以脑海里建构起一副清晰的刑法学图谱。

今天，我就围绕着“刑法是什么？”和“学刑法对普通人的启发”这两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书中的内容。

首先，我来总结一下刑法的四个最基本的概念。

第一， 刑法是最严厉的部门法，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被使用。

我国的法律体系由7大法律部门构成，它们也被称为部门法，刑法是最严厉的部门法，所以，只有当其他部门法不足以处理案件时，刑法才会出场。如果其他部门法不认为是违法，刑法上也不会构成犯罪。

第二， 刑法的作用，不只是惩罚犯罪。

刑法，既要实现惩罚犯罪的保护机能，也要恪守保护罪犯人权的保障机能。

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为了惩罚犯罪，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制定成文的刑法。但如果这样做，法律也就会失去对于权力的约束。所以，刑法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第三， 刑法需要最严格的解释。

刑法不可能规定出犯罪的方方面面，所以理解和使用刑法时，需要解释法律。刑法是一种最严格的公法，它不能像民法一样，可以比照一些相似条文、甚至法律以外的风俗习惯作为判例依据。刑法只能思考探究法条的内涵，绝对不能创造新的规则。

第四， 刑法，只是一种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用道德取代法律的积极道德主义，是刑法会绝对拒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会和道德相抵触。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犯罪，但一种道德所许可甚至被鼓励的行为，一定不是犯罪。

讲完了刑法的四个基本概念，接下来我想通过三个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刑法案件，来分享刑法学对思维和认识的启发。

第一个问题，叫见死不救，是否算犯罪？

在刑法里，任何犯罪都必须要有“危害行为”，如果没有“危害行为”，无论多么异端邪恶的思想，都不能进入刑法的评价体系。

危害行为有两种，一种叫“作为”。“作为”很好理解，所有违反禁止规范的都是“作为”，比如刑法禁止伤人，两个人发生争吵，甲掏出刀来捅了乙一刀，这就是“作为”。

另一种是违反命令性规范，叫“不作为”，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一种情形。

比如，警察看到有路人掉进粪坑，他嫌臭所以没有上前施救，但是警察的职责里有救助的义务，所以他就构成了不作为犯罪。出租车司机发现乘客生病了，没有将他带去医院，而是就地遗弃，这就违反了司机和乘客的合同关系中的救助义务，这也是不作为犯罪。

但并不是所有的不作为都涉嫌犯罪。

比如，北京的警察到三亚去旅游，他穿着便装，结果在路上看到有歹徒正在行凶，警察考虑到自己正在休假，就没有上前制止。这算违背了警察职责里的命令性规范，而造成不作为犯罪吗？

当然不算，在刑法中，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警察在休假期间也有制止的义务，那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拥有搜查民众的权利。

我们说过，刑法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但在很多社会事件中，我们都会将道德要求理解成法律要求。比如，有一个人被车撞了，好心人将他带去医院门口，路过的护士询问他是否有钱住院，他回答没有，于是护士扭头就走，他则因为失血过多死在了医院门口。

见死不救的护士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犯罪呢？答案还是没有，因为救死扶伤同样只是一种道德义务，医护人员只有在形成医疗合同时，才具有法律上的救治义务。

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对等的，一旦你拥有某种义务，就意味着你在法律上也同时具备了某种权利。法律不能，也永远不会强迫人行善。所以，假如你遇见了道德绑架，或者有可能不经意成了道德绑架的参与者，想想这两个“见死不救的”例子，可能会帮助你更清醒地做出选择。

第二个问题，叫天价索赔，到底算不算违法。

“索赔”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几率遇到的法律事件，但索赔究竟应该要求多少？恐怕会让很多人困扰，因为“天价索赔”似乎很容易就和敲诈勒索罪发生关系。

在过去不乏这样的案例。比如著名的黄静维权案。2006年，大学生黄静买了某品牌的电脑，结果发现电脑里的配件不合格，她和她的代理人向这个品牌提出了一个天价赔偿方案，要求按照其年营业额0.05%，赔偿500万美元。结果品牌向警方报案，称受到了敲诈勒索，黄静和她的代理人因此被刑事拘留了十个月。当然，最终法院裁定黄静并不属于敲诈勒索，她也获得了国家赔偿。

这个案例的重点在于，如果索赔的金额明显超越了实际损失，甚至超越了法律的规定，就能够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索赔是正当权利，多要钱，甚至是漫天要价，都是我的权利。

之所以像黄静案这样，正当索赔却被视作敲诈勒索，主要因为有些司法人员，误认为只有法律规定的才是权利。比如《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问题只能10倍赔偿，哪怕你要求的是10.1倍，你也涉嫌违法。

但这是一种忽略了起码的法治观的错误理解。

法治最基本最底层的原理告诉我们，对于公权力而言，凡是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对于私权力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在索赔这件事上，如果索赔者拥有正当的权利，那么即便是天价索赔，也绝对不可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记着，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民众权利之所在，无论是索赔，还是其他事件，只要你的权利请求是道德上所认可的，这种行为就属于违法排除事由，不会被认为是犯罪。

第三个问题，叫正当防卫，到底以什么为限度？

“正当防卫”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刑法学名词之一，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无法理清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别。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2018年的“昆山宝马哥案”。

2018年8月27日晚，于海明骑着车在路上正常行驶，醉驾的宝马哥刘某在变道时强行闯入了非机动车道，和于海明险些发生了碰擦。在争执的过程中，刘某突然开始推搡、追打于海明，甚至从车里取出了一把砍刀，并连续用刀面击打于海明。

在追打的过程中，刘某甩脱了手中的砍刀，被于海明捡了个正着。两人在争夺过程中，刘某被于海明砍伤多处，受伤的他急忙跑回轿车，但于海明还在后面继续追砍。

最终，刘某因为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而于海明也因为涉嫌防卫过当致人死亡被刑事拘留。

关于于海明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在当时法律界和互联网上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一些法律人在分析案情时，过分玩弄精致的法律技术主义术语，纠结于“宝马哥”到底身中几刀，到底还剩“几滴血”。

但这个案件的判定本无需这么复杂，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紧迫性，也就是被法律保护的利益正在被侵害，如果侵害已经结束，或者侵害还没有开始，都不能进行正当防卫。第二个，是适度性，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失。

这两个标准里，适度性比较好理解，假如你只是被人推搡或者轻微暴力攻击，持刀反击造成死伤显然是防卫过度。但紧迫性，却往往成为一部分法律人和大部分普通人都容易陷入的理性怪圈。

就像宝马哥案中，许多人只是站在事后看客的立场上，冰冷理性地去思考案件的各种细节，却忽略了当事人在同样的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做出同样理性的考虑。

所以，最终法院判决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正当防卫的原则告诉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时，千万不要开启上帝视角，要学着把自己代入事件立场中，从普通人的经验来判定行为是否适当。只有这样，在面对各种社会事件时，我们才不会想当然地被各种“精致的技术主义”带跑了节奏，变成冰冷而傲慢的理性机器。

学习刑法学对于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不仅仅只是学会如何规避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用最强大的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它更大的价值在于，能够让你学会用刑法学的视角重新看待你所处的世界。你会更容易消减偏见、接受对立观点、避开道德绑架，在混乱的舆论场里清醒站在正确的一边，用更大的格局观和更严密的分析方式，做出更好的决断。

每一次学习都是为了追求智慧，这本书无法立刻让你成为刑法学专家，让足够让你和刑法学背后隐藏的智慧，再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