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散文】生活篇：虚无中的五彩辉煌（衣）

【散文·生活篇】虚无中的五彩辉煌（衣）

“怎么这么笨？连你叔叔（按：即父亲）都没这样？”。张爱玲在《爱憎表》里写到母亲教她烧开水补袜子时的诧异。在《天才梦》里她也说：“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结果这些生活教育全都失败了——多年后，她说话依然开罪人，会烧的两样菜甚至油锅起火。

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也写到家务细节：母亲让九莉搬沙发，九莉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象沙发穿越地毯的美妙，但是惊人的愚笨结果却让母亲盛怒。类似细节和张爱玲的生活经验是紧密相连的。张爱玲在《爱憎表》里说，自己的笨是隔代遗传受外婆的影响。外婆是妾，湖南乡下的村女，外公24岁因瘴气病死在贵州，怀孕的外婆听到消息，“连人带椅子往后一倒，昏了过去”，“她显然是爱他的”，外公死后外婆也没活几年。“在村姑中她也是最笨的。”

除了遗传，张爱玲的“愚笨”，某种意义上也和童年、少女时代“生活的戏剧化”相关，她曾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戏剧化集中体现在脱离现实的浪漫感伤（多年后她还在《谈看书》里讨论郁达夫使用“感伤”的名词），她代表着都市化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对生活的认知因“隔”产生奇妙的张力，这种落差使他们在自信和自卑中，具有千回百转的思维方式。

在现实世界笨拙，在想象世界聪慧，可能是张爱玲开启的几代成长模式。因此，生活和待人接物笨拙的张爱玲，对生活艺术却有着自己独到的情趣和品味，衣、食、住、行这些人生基本，她赋予了最基本的肯定。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洞察，是在虚无的前提下，所以她在享受中拥有看得透的眼光。她时时刻刻看到生活的美，也时时刻刻看到美中的悲哀，二十岁，花一般的年龄，别人还在做梦，她的梦已经醒了：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似乎华美是底子，可是，爬满了虱子的袍，虱子才是毁灭华美的虚无。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好友宋淇代笔的《续集自序》里传达了张爱玲的想法：“衣食住行我一向比较注重衣和食，然而现在连这一点偏嗜都成为奢侈了”，撷取张爱玲衣、食、住、行的妙笔生花，或许正是虚无中的五彩辉煌。

衣

在穿的方面，张爱玲是行家高手，而且曾经喜欢“奇装炫人”，审美设计和特立独行这两个要素构成了她的服装风格，也来源于母亲和继母对她不同的影响——美学憧憬和自尊受挫。她在“童言无忌.穿”里回忆，幼年羡慕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从服装心理学来讲，“小女孩透过母亲的教育，由学习与模仿来建立一套合理的审美标准，”她的审美设计遗传了母亲的优点，包括对色彩的敏锐。母亲爱做衣服，自己学会做洋裁，自己车衣，她一直很佩服母亲“用零头碎脑的绸布拼凑成童装，像给洋娃娃做衣服一样”。成年后的张爱玲自己不会裁衣，但会画图样，指导裁缝设计。母亲给童年的她做衣裳总是零头料子。少女时期继母送的两大箱旧衣服则令她自惭形秽。“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最爱美的年龄，在贵族女校花枝招展的女同学当中，拣继母穿剩的衣服，张爱玲说，“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

五十年代在香港，张爱玲对邝文美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穿过就算了，现在也不想了。”

无法实现美学憧憬后的自尊受挫，张爱玲衣服狂的时候狂到什么程度？据同时代的作家李君维先生说，她做过一条类似英国十九世纪中期的“半圆球型”连衣裙，不过没有裙撑子，最奇怪的是裙裾下摆并不撒开，全部收拢，变成了一个灯笼状，灯笼裙下露出她的一双脚，从上海马路匆匆而过。

六十年代她去台湾，在花莲看到蒸馒头用的“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竟然渴望带回到高级时装公司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晚年的她“断舍离”，一切从简，缤纷的衣服还是未减，1995年9月她逝世后，在美国洛杉矶最后的寓所贮衣室中，仍然挂着各式服装。1956年，她给邝文美的信件中，多次委托邝文美帮她在香港买料子做棉袄和旗袍，“白地黑花缎子对襟夹袄那样的料子做对襟棉袄”，“滚三道黑白边，盘黑白大花钮”。这料子她见邝文美穿过，叮嘱了两遍，可见太喜欢这颜色。如果没有这料子，替换的料子花色如何滚边，她也很精通。订做旗袍，她叮嘱“不要领口袖口滚两道”。棉袄和旗袍都画了非常精美的式样图案和尺寸。1957年2月2日，她的回信写道：“衣服早已收到，满意到极点”。旗袍量身定做都不一定做得好，香港、美国两地遥控做旗袍，其难度可想而知。张爱玲如此满意，除了邝文美做事贴心，和张爱玲对服装的审美、绘图的精确亦不可分。信中的这些绘图，令人想起她在《更衣记》的英文原作里自绘的衣图。

张爱玲专门谈衣服的散文，有《更衣记》和《炎樱衣谱》，其中《更衣记》是在她的英文原作《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基础上自译和改写的。1943年1月，《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直译《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发表在《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英文月刊第4卷第1期，张爱玲懂服装，也擅长画服装，这篇英文原作就是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写的，配有她手绘的12幅时装画（参见止庵、万燕《张爱玲画话》，1944年4月到10月，张爱玲还给《杂志》月刊连续七期绘制了封面插图，这组速写是张爱玲绘画中难得有色彩的，也是服饰最现代时髦的一组画，如《跋扈的夏》等），和她的港大老师许地山先生图文结合的文章《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学者探讨过张爱玲和乃师许地山先生关于服装的亲缘关系，许地山先生对服装、宗教、考古等皆有研究，1935年到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任教，同年连载发表《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1939年演讲《三百年来的中国妇女服装》并发表演讲稿，1941年8月逝世，张爱玲1939年8月——1942年5月在港大读书，并上过许地山先生一年的课。思想和文化的师承影响绝非偶然。2003年，笔者曾委托深圳大学的曾徳华先生将张爱玲的服装英文译成中文介绍给读者，可以看出来，张爱玲无论中英文“更衣记”，和老师的文章都有许多呼应。然而为何许地山先生谈服装的文章鲜为人知，张爱玲谈服装的文章却闻名遐迩，仅仅是因为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的体裁区别吗？这其中最大的分水岭恐怕还是道德观的立场。

同样将中国女装置身于历史的变迁，许地山先生赋予了社会道德，而张爱玲赋予了个人道德，主要集中在“点缀品”、“细节趣味”、“时髦”和“女子的自由”四点上。许地山先生的女性服装观富有高出一等的男性启蒙者角度，并且将女性服装的各种特色如时髦、装饰置于被俯瞰的视野，甚至要将女子服装变得和男子服装一样，才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张爱玲在这四个方面都和许地山先生有着不同的认知：

“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点缀品）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细节趣味）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时髦）

“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按：指男装的单调），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女子的自由）

 看似写时装，实则蕴含着思想，张爱玲揭示出：一、点缀品的无意义，二、趣味是有闲阶级的态度，三、时装和精神、思想的关系，四、女子比男子拥有穿衣的自由。几乎处处反驳了许地山认为时髦不好，女子装饰和趣味“含有很重的两性要素”乃至“色情”的观点。

同时，张爱玲自己的中英文版“衣服论”也有不同，英文《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文采一流，面对西方读者，提供了“异文化”角度，具有鲜明的民俗学和人类学色彩，更加条理分明，简洁流畅，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介绍生活和时装之外，如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所说：“它实际上是对现代中国所做的一次有趣的心理分析”。

全文共13个小章节，每个章节都有标题，其中“庄重而沉闷的发式”、“变化和困惑”、“帽子和中庸”三部分是《更衣记》完全没有的，其他表述也有不少东西方文化差异，如《更衣记》里皮毛的“金银嵌”，在英文原作中她解释道：“金银镶——用狐狸肚皮和后背上的黄白皮毛缝制而成，较为便宜”。尤其在“变化和困惑”章节里，她基本转述林纾在《畏庐琐记》里“髻史”的记录，并从林纾感叹清朝末年的“抛家髻”和“解散髻”，显示“离乱之兆”，联想到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压抑，不幸的时代。（详见《张爱玲画话》）。

由于读者对象不同，《更衣记》写得比英文版更恣肆艳异，凸显了张爱玲对汉语张力的把握，也更具反思本土文化的深刻性，具有历史学眼光。例如针对整个清朝从1644——1911这250年间女人们不变的服饰，英文版描述穿行于华美的绫罗绸缎走道，通向尘封的时装之屋，仿佛在赞美留恋一个消逝的时代，“那个悠闲，平静，锈金的世界已随着落日永远地逝去”。“很难相信，四十多年前那个世界还仿佛会万世长存，永不陨落”。

中文版她却充满了微妙反讽：“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透过这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往深看，“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按：指贞洁美德），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在反讽的同时，张爱玲将古人看轻的女性和衣裳重构了与时代相关的意义，衣袖翩翩之间，推翻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的男性视角，强化了衣裳的所指。例如革命与动乱时，衣服紧绷的特点，例如军阀来来去去，时装也千变万化，例如旗袍的历史，和女子追求一截穿衣模仿男子的思想有关……

更有意味的是，《更衣记》结尾从女性时装笔锋一转，切入男装平淡的近代史，从而引出电车上可笑的年轻人的打扮：“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这位穿得花红柳绿的男子已经不属于十八世纪的男装审美范畴，他的不伦不类脱离了社会道德的嘉许，然而张爱玲是个人主义者，她用个人道德释放了他：“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最后，这篇谈衣服的文章彻底“跑了题”：写到“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双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完全和衣服没有关系，却击赏“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显示这是相对主义的时代，衣裳也不必再担负那么沉重的国愁家恨了。

和洋洋洒洒的《更衣记》不同，短小精悍的《炎樱衣谱》是替好朋友炎樱做时装广告。张爱玲谈炎樱设计的时装，却常有独特的文学角度，例如从围巾改草裙舞背心谈及鲁迅的演讲，她关注的是鲁迅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从苔绿鸡皮大衣联想侠盗罗宾汉的绿色调，保持了“童话气息的自由俊俏”，从墨绿旗袍的桃红钮图案引申出“穆时英提倡的，还是一般人的理想。”

时装离不开布料，张爱玲经常在散文里提到各种布料，她对布料的认知也与众不同,更看重的是布料参差对照的配色，认为“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因此在上海的时候，她常去虹口买日本花布。她还喜欢用民俗学意义的布料，从中发现独特的美。例如在《重返边城》里，她回忆在港大求学时，到香港中环娱乐戏院附近乡气的市集上买花布，目不暇给的布料中，她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是玫瑰红地子，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配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同样的花还有碧绿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或者深紫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才有。”

这是一种给乳婴做衣服穿的鲜艳土布，张爱玲从土布拓展出和《更衣记》相似的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视野，注意到唐宋人物画、宋明理学、满清入关到近代衣服鲜艳色彩的变化，例如晚清时期“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张爱玲谈到自己买这种花布的心情：“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土头土脑的花布体现了她对原始与民俗的喜爱。而且古老的土布不像古董，因为可以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她用这种小贩都不屑的婴儿花布裁剪成衣服，“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

五十年代，她和好友邝文美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衣服。并形容邝文美生病时的沙喉咙一底一面，“像一件浅色衣服的黑绸里子”。

“我对服装太感兴趣，其实并不好——不清高，想不到你也是。”

“我们谈衣服还像样，谈‘打仗’似乎不太像样。”

“有些人穿“妈姐装”倒很写意相。”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你讲点新做的衣服给我听我永远爱听，因为栩栩如在目前”。

“你下次看见周裁缝替我望望他，我常常念叨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