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散文】人物篇：无情和有情（下）

【赏读·人物篇】无情和有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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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外，张爱玲年轻时最相投的好友就是炎樱了。炎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同学，是个混血儿。她的性格活泼开朗，正好和张爱玲互补。碰到香港战争这样的生死关头，她也是勇气十足的：“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从《烬余录》、《炎樱语录》、《双声》、《炎樱衣谱》、《吉利》等散文中，能看到许多炎樱的音容笑貌和聪明才智。炎樱也是张爱玲第一次婚姻的证婚人。

虽然两人性格一动一静，却相映成趣，这对闺蜜有不少相通的爱好，炎樱的天真孩子气也唤醒了张爱玲的天真。她们有不少合作，《桂花蒸  阿小悲秋》的题记是炎樱写的，《传奇》再版本封面是炎樱画的，增订本封面是炎樱设计的，炎樱还给张爱玲画的许多画着色，张爱玲说：“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炎樱有创作才能，张爱玲也翻译了炎樱的几篇英文作品，如《死歌》（上海《苦竹》月刊第1期）、《生命的颜色》（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女装，女色》（上海《天地》月刊第20期）、《浪子与善女人》（上海《杂志》月刊第15卷第4期）等。两人还合作炎樱时装设计店。

在《双声》里，张爱玲记录了她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从接吻、妒忌、多妻主义、衰老时的衣着、东西洋的文化都聊得很深入，她们俩虽然不在一起长大，但“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它们的破绽”，对中国和印度文明的现状也不满意，“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张爱玲这个观点，炎樱很赞同，是因为日本的含蓄空气与古中国的厚道含蓄相似。但她们也看到了日本文化的问题，不再迷恋。

张爱玲曾说：“好朋友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兄弟姐妹”。但年轻时对世界和人事的认识毕竟有限，年轻时的闺蜜经过岁月荏苒，也不一定是精神上的知己。张爱玲三十二岁后最好的朋友并不是炎樱，而是宋淇邝文美夫妇，这些在《张爱玲私语录》可以看到：“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尤其是邝文美，张爱玲觉得“像你这样的朋友，不要说像自己人，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1955年12月18日，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信中，谈到和炎樱的友谊虽然延续，“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说话”，她说炎樱对她的了解本来就不完全，人并没有变，是因为邝文美这样贴心的朋友宠坏了她，使她“对其他的朋友看不上眼”，1956年炎樱愿意为她的第二次婚姻作证，但她“宁愿临时在登记处抓到一个证人。”她和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友谊持续了四十二年，至死方休，如同张爱玲所说“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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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是张爱玲的文友，通常来说，文人有两种，一种是“以文会友”，一种是“文人相轻”。苏青能干世故、豪爽可爱，有作品《结婚十年》和《浣锦集》等，自己也主编杂志《天地》。张爱玲曾经对邝文美说：“就好像从前苏青成名比我早，其书的销路也好，但是我决不妒忌她。”她觉得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像“红泥小火炉”一般独立而呛人，“生命力强烈”。她给苏青供稿，写《我看苏青》，并为苏青的文章配过两次插图，也可见她对苏青的看重，一次是在1944年5月的《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上配图同题散文《救救孩子》，一次是为苏青的《女像陈列所》配图“二房东太太”，发表在1944年8月10日的《小天地》第一期。

张爱玲坦诚地说，她不愿意和冰心白薇比较，“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心甘情愿。《我看苏青》是一篇很独特精彩的写人散文，通常写人，都是围绕着被写的人，但是张爱玲在写苏青时却常常写自己的故事，写杨贵妃的故事，写对创作的看法，看似总是跑题，千兜万转又回到和苏青的相对，真正体现了“张看”的魅力，内中对火盆的描写也和小说《留情》的开篇互文。

这篇散文因而显得视野开阔，跳出了被写之人的束缚，写出一代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的挣扎，写出职业女性的困苦，并从苏青的“生之烂漫”延伸到杨贵妃这样的古美人，杨贵妃为人的“亲热”和“热闹”使得千载之下的人也能亲近，如同现在的我们能从张爱玲的文字里亲近苏青。苏青象征了物质生活，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有如《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当然张爱玲对苏青也有担忧，担忧她受职业文人的影响太大，担忧她生活的重担，担忧她与前夫的关系，这些担忧化作了非个人的牵挂：“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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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离开大陆后，除了宋淇夫妇，陆续还有像夏志清、庄信正这样珍贵的朋友，但是她生命中最尊敬的师者，莫过于胡适先生了。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少年胡适”是胡适年青时的风采。到晚辈张爱玲这里，“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未见胡适之前，已经受父辈的影响和他神交。父亲买来的《胡适文存》，成了童年张爱玲的书单之一，“《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由此而影响到张爱玲对《海上花》和《醒世姻缘》的热爱：“《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她的母亲和姑姑还曾经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后来又得知胡适的父亲认识张爱玲的祖父。

1954年秋，张爱玲在香港把自己的新作寄给胡适，新作是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政治上有争议，但是仅从小说艺术而言，是张爱玲最好的长篇之一。“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张爱玲在这部小说里的追求，也是她受《海上花》和《醒世姻缘》的影响，这都得益于胡适早年的考证。因此张爱玲给邝文美的信中说“例如我写给胡适的信时故意说海上花和醒世姻缘也是有用意的”。胡适对她的新作评价很高，看得也极仔细，通篇圈点，张爱玲最初和他是书信交往，后来在美国纽约，张爱玲见了他三次，“如对神明”。

张爱玲晚年花费很多心血将《海上花》译成白话，又译成英文，也是完成自己的志愿之一，她给胡适的信中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这两本书是张爱玲创作的潜文本，还有一部更重要的潜文本《红楼梦》，到二十世纪“胡适等才开始找证据，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即《胡适文存》里有一篇文章考证《红楼梦》有个《旧时真本》，湘云为丐，宝玉做更夫，落难时结为夫妇。张爱玲“看了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永远不能忘记。”1963年到1973年张爱玲又沉浸于心血之作《红楼梦魇》。都和她童年与胡适文字相遇有关。

胡适整理国故的心血，影响了一代才女张爱玲，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胡适去世后和鲁迅成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彼此朝拜的对象，大陆知识分子去台湾，必定祭奠胡适墓，台湾学者到大陆，必定祭奠鲁迅墓。

张爱玲的散文中还有不少人物，如祖母辈的好婆、表姐们、中学老师汪宏声、扮演白流苏的演员罗兰、港大历史教授佛朗士、闵太太、中学同学叶莲芬姐妹、大学同学苏雷珈、佣人张干、席干、毛娘以及史爷、崇文等一批男佣人们，都妙笔生花，“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这些人物，为她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不少都成为她小说中的原型。尤其是历史教授佛朗士赋予她的历史观，使她在《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中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该人物另文讨论。但张爱玲无论怎么写，却从来不在散文中写两任丈夫，热恋时亦如此。唯有散文《爱》是第一任丈夫庶母的故事，却辗转道尽了爱情本质。这是她特别厉害之处。她崇拜好莱坞影星嘉宝，秉持“私家重地，请勿践踏”的理念严守私生活，晚年她被情势所逼在《小团圆》里用自传体小说的方式曝光婚姻情感，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是更厉害的一招。

对于生命中的人物，张爱玲无论写还是不写，都有自己的人性标准：“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