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与中共的成长

正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代表的，在中国革命实践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干部，已经率先实现了主体性的觉醒，认识到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国情，自己来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历史使命。但是在整个共产党内部，还有很多人依旧迷恋教条，迷恋各种教师爷的指导，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没有实现主体性的觉醒。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批人，和没有实现主体性觉醒的这样的力量之间，经历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斗争。后来在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才实现了主体性觉醒的一个转折，今天这堂课，就给大家把这段历史介绍一下。

从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他们在直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特点，以及未来的路向，包括军事斗争的策略等等，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可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力量，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从苏联等留学回来的这批党员，他们并不怎么了解中国，而是以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的指示，尤其是自己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又是留学生的身份，对毛泽东为代表的这种正确主张，并不怎么认同。在1931年1月份的时候，召开了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王明就逐渐的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后来王明回到莫斯科，当时共产党实际起主导作用的博古仍然是支持王明的路线。也就是说从1931年的1月一直到遵义会议期间，是王明左倾冒进的路线占主导的时期，也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一个时期。

1931年11月份，在瑞金召开了赣南会议，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就遭到了非常严肃的批评。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人，了解中国实际，而且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被批评为狭隘的经验论。而且在土地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尽可能团结更广大的农民，包括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进行适度的保护，这就被指责为富农路线。而且还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帽子，叫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为代表的，率先实现主体性觉醒的这种路线，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到了1932年召开了宁都会议，这次会议，毛泽东进一步受到打压，毛泽东被迫放弃了对红军的军事指导权，然后就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请假回到后方。宁都会议进一步的强化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率先实现主体性觉醒，懂得中国人应该自己去了解中国自己的情况，然后指导中国革命的这一批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由于毛泽东被排斥出军事领导职务，那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就全面的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的顾问，叫李德。李德是个德国人，他并没有真正大规模指挥战争的经验，而且来自于德国，德国当时在整个欧洲，包括世界上，整个军事装备是一流的国家。而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阀的对比是敌强我弱。在这个时候，如果单靠硬拼，搞阵地战和消耗站，那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吃大亏，或者会遭遇重大的失败。可是王明和博古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迷信苏联的经验，迷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上的教条，对李德言听计从。

那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比如说打阵地战，打消耗战，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完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给共产党带来的教训有多大呢？成片的根据地，最盛的时候几十万的红军，最后打到了只有8万。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在南方几乎损失殆尽。据统计共产党的力量，损失了90%多，中国共产党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也几乎让共产党濒临绝境。在这个时候南方待不下，待不下以后，大家知道就开始了，我们在历史上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叫万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从江西于都出发，当时他们是想从江西穿过湖南到湖北，向二六军团会合。结果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行军非常慢，就使得国民党对红军的行军意图掌握的非常清楚，于是在湘江这个地方，布下了四道天罗地网。在湘江第四道封锁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的代价之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军史上，极其惨烈。彭德怀和林彪是主导这次战役，据历史记载，上一个团打得几乎一个人不剩，整个湘江河里边都是红的，都是人血，中国共产党从于都等地出发的时候，长征8万人，经过4次封锁线之后，还剩了3万多人，也就是损失了一大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按照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只能走向完全的灭绝。在生死的关头，在湖南通道召开会议，毛泽东非常诚恳的告诉中央，不能再去湖北找二六军团会师了。

朋友们《道德经》有一句话，叫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就是你最核心的宝贝，不能让别人知道，如果最核心的东西，包括军队，你的行军路线被人清楚了，那么你在行军过程中只有被剿灭的结果。所以军兵者诡道也，你怎么能让人知道你的整个行军意图呢？所以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

在通道会议，毛泽东说不要再去，然后决定折返往南走，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后来又到了贵州黎平这个地方，再次就确认了中国行军路线，要折返往南去到遵义，到湖南和贵州的边境，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之后，在1935年的1月15号到17号，就在遵义这个地方，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期间，博古首先作了一个主报告，当然他的报告肯定是对左倾冒险主义要做辩护的。后来周恩来做了个副报告，周总理非常谦卑，说这是一个大辱，他本人做了一个非常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之后毛泽东发言，毛泽东发言的智慧在于，他没有说共产国际怎么样，苏联怎么样，没有从政治上谈。毛泽东就军事谈军事，他就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整个军事斗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在军事上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且他分析的得到了广大的指战员大力的支持。这个时候张闻天，就做了一个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应该说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做了一个剖析，对其错误也做了一个批判。在遵义会议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的指挥权。后来就是毛泽东本人，又选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又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的领导机构之一。遵义会议之后，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指挥的军事小组，其中周恩来是最后负责下决定的人。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等等，这是我们教科书一般的说法。但是从中国文化，主体性觉醒的这样一个脉络来看的话，遵义会议除了在具体的政策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思想史的角度，遵义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的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问题的一次会议。在此之前，我们党每开一次会，都有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指示，都有苏联的建议。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开的重大的会议，实际上或者某种程度都是执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和决定。但是遵义会议不是了，遵义会议是共产党独立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然后自己去分析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第二个，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痛彻的反省和总结，就使得开始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批人，实现了中国文化上主体性的觉醒。遵义会议则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从整体上开始走向主体性的觉醒。

遵义会议之前，只是毛泽东为代表的这批人，他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解决中国革命和军事斗争中的问题，要让懂得中国的，理解中国的那些同志，真正担负起责任。可是还有很多人，迷信共产国际，迷信苏联的指示，迷信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里的某些教条的结论。那么遵义会议之后则不然，是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了主体性的觉悟，大家都认识到，中国革命想取得成功，想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推翻内外的反动敌人，那需要中国人自己了解自己的情况，自己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担。所以这一点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之后，一直到后来的整个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比较顺利的发展，都和中国共产党整体上实现主体性的觉醒有关。

正是在主体性觉醒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团结，才能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也才能在这种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的基础上，认真的去研究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军事斗争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才能把共产国际的那些指示，包括苏联的经验，包括马克思的某些说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发挥应用，而绝不是迷信，更不是跪倒，也不是教条主义。所以遵义会议，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从文化史的意义上，它是中国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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