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群体免疫法”还能扛多久？

东方网·东方智库首席研究员 周远

新冠疫情既是一场大灾难，也是一面大镜子，它不仅给全球造成了深重苦难，也折射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心态、制度和模式的成功与否。抗疫成功的国家有其共同性，而失败的国家也都有其必然性。

瑞典这个国家，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坚持所谓的“群体免疫法”，其倡导者和顽固推动者是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瑞典在公共卫生和防疫方面与他国体制有所不同，因此抗疫的决策和模式也不同。

资料图片：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来源：央视网）

特格内尔不仅从2013年以来一直是瑞典的国家流行病学顶级专家，而且在瑞典公共卫生局担任要职，按照瑞典有关法规，他才是瑞典公共卫生安全的最高权威，首相在这方面也必须听从和服从于他，这使瑞典政府在疫情应对方面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前将瑞典列为欧洲抗击新冠疫情最糟糕的国家。该组织对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了各国抗疫的方式，瑞典在几个要害问题上同时受到了批评。如该国人口流动在大流行期间没有减少，瑞典的病例比率高于欧洲国家，更高于北欧邻国。

瑞典的疫情爆发时间与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四个北欧邻国基本相同。瑞典的经济、科技、社会、医疗高度发达，属于北欧五国的“大哥大”，在诸多方面发挥着“领头羊”作用，但此次抗疫中瑞典却成了反面典型和北欧国家的拖累。

瑞典还是欧洲少数几个不推荐或强制要求医院和护理设施之外的人们必须戴口罩的国家之一。瑞典按照人口比例，不仅很快成为北欧国家的疫情之最，而且变成了欧洲的疫情重灾区，后来更一发不可收拾。

图片说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地铁站内张贴防疫标语。（来源：视觉中国）

最近特格内尔不得不承认，瑞典的“死亡人数太多了”，但他仍坚称其“群体免疫法”是正确的，并辩称瑞典的死亡人数多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染疫和死亡病例过高，是老年人特别是养老院的医护和防疫工作没有跟上造成的，与他坚持“群体免疫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封锁隔离与逐步开放交错的疫情应对模式，也给了特格内尔辩解其“群体免疫法”有效的更多理由和说辞。特格内尔认为，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抗疫模式与瑞典的“群体抗疫”方式实际差别不大。这些国家既想硬性抗疫，又担心经济社会承受不住，封封放放，缺少定力，结果既没有消除疫情，也未能挽救经济，而瑞典至少保持了经济社会免受大的冲击。

特格内尔的偏执抗疫法在瑞典上下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奇怪的是，他“既招致了严厉批评，也引起了不少赞扬”。有一些纹身者穿着上面印有“有特格内尔在，我们信任”的字样，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招摇过市。一些评论指出，不少特格内尔的狂热拥趸是激进分子，思维极端，他们把极端主义带到了国家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之中，可以将此视为“极端疫情民粹主义”。

然而，很多瑞典人并不赞同“群体免疫法”。据路透社报道，特格内尔甚至收到了不少指责他推行鲁莽政策的人对他发出的“死亡威胁”。不少民众对瑞典死亡人数比邻国挪威高出10倍以上、比丹麦高出近5倍表示了极大担忧和愤怒。

资料图片：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克霍夫。（来源：央视网）

世界卫生组织也对瑞典的“群体免疫”模式表示了明确质疑和反对态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所谓的“群体免疫论”，他指出，“让一种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危险病毒自由运行是不道德的”。这只会“让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意味着让人们不必要地受到感染、痛苦和死亡”。

瑞典卫生当局会听从忠告和警告吗？目前看很难。

一是瑞典这个国家个性非常强，在很多方面喜欢标新立异，对别国的做法不以为然。瑞典因此有其成功和独特的一面，也有其故步自封和不成功的一面，但瑞典就是瑞典，不太会改变；二是特格内尔是瑞典固执己见执政风格的典型人物。瑞典和欧洲舆论早已指出，特格内尔认准了的事是不大会改变的。虽然瑞典的疫情日益加剧，特格内尔也面临日益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但他有自己的思维习惯和专业认识，始终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

客观来说，特格内尔在医学上特别是在传染病学方面是相当钻研刻苦的，也是有造诣的，他早在1990年就用瑞典的病毒性出血热，成功治疗了据信是埃博拉病毒或马尔堡病毒病的后遗症患者。1990年到1993年，特格内尔曾任职于世卫组织在老挝建立的疫苗接种计划项目，并到非洲国家实地考察研究病毒疫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不仅在瑞典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在欧洲的流行病学领域也有不小的知名度。

但舆论担心，特格内尔坚持偏执的“群体免疫法”也许对其学术研究不无参考帮助，但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实际上他是在以瑞典民众的生命健康为代价，对国际抗疫已逐渐形成的基本共识与成功模式进行对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