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英欧谈判背后的“美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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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东方智库特约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付博锐

据《每日邮报》11月9日报道，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已返回伦敦，并表示英欧双方都在为达成贸易协定而“加倍努力”。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经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称英欧终会达成贸易协定，财政大臣苏纳克也称双方在谈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相信可以达成协议。

图片说明：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来源：新华社雷伊·唐摄）

这一重要的态度转变早在拜登胜选之前就已在英国国内形势的转变中初露端倪，大选结束后这一趋势则变得愈发明显。可见因美国大选出现的“美国因素”，是处于当今形势下的英国政府制定外交决策时重要的考量方面之一。同时，“美国因素”的影响也不仅限于脱欧问题，它对未来英国外交政策走向也有着关键作用。

11月9日，英国议会上议院已经主动删除了脱欧法案中的争议条款，保守党内部也发出反对“硬脱欧派”的声音。11月12日，作为鲍里斯·约翰逊的头号幕僚、“硬脱欧派”重要人物的卡明斯辞职离开首相府，表明“脱欧团队”开始瓦解。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硬脱欧派”的号召力开始下降——英国社会由上至下，对脱欧问题的态度都有所转变。至于为什么英国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外贸易方面的诉求。英国49%的贸易都与欧盟市场有关，继续拖延，一味追求“硬脱欧”将导致本就因疫情遭到严重冲击的英国经济蒙受更大的损失。相比于英国市场之于欧盟经济，欧盟市场对英国经济有着更重要的作用。此外，除了与日本之外，英国政府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协定谈判进展也不顺利，在欧盟市场上失去的经济利益无法像预想中一样，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交涉中得到填补回来。这导致英国政府越来越无法承受自己“强硬态度”带来的后果。

图片说明：9月11日，在英国伦敦，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左）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举行视频会议。英国政府11日宣布，已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这是英国自今年1月31日“脱欧”后达成的首份重大贸易协议。（来源：新华社英国首相府供图）

第二，国内产业链不完善。英国作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近年来进出口贸易更是交织在一起。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英国的汽车制造产业链上只有不到55%的零件由本国生产，剩下大多由欧盟等其他地区进口；生产出的汽车最大的出口目标也是欧盟。因此，“硬脱欧”造成的关税壁垒将成为英国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一损失，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同样也难以在短期内从欧盟以外的经济体中获得补偿。

第三，“美国因素”发生改变。英欧自贸谈判开始时，英国政府就试图通过与美国先签订英美自贸协议来为英欧自贸协议提供蓝图，同时特朗普也支持英国脱欧。但拜登对英国脱欧的态度与特朗普大相径庭，在9月英国政府起草《内部市场法案》后，拜登更是直接在推特上表示不满，称任何危及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之间和平协定的事情，都会威胁到英美贸易。这也意味着英欧自贸谈判中原本对英国有利的“美国因素”逐渐滑向了英国的对立面。

虽然英国自身经济方面的诉求是其态度转变的核心原因，但实际转变的发生却是在“美国因素”发生改变之后。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因素”对英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而“美国因素”的影响范围也远不止脱欧问题本身。

短期来看，拜登的爱尔兰情结本身与其对英国脱欧的反对态度，将使保守党政府因脱欧问题在国内外陷入更被动的局面。因为本届英国政府的支持率与对欧盟的态度直接挂钩，所以在关键问题上的让步将导致政府支持率下降，最终让鲍里斯·约翰逊领导的英国政府面临满盘皆输的结果。

但长期看来，美国和英国在国家利益上有更深层次的一致性。双方不仅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在关键领域也长期存在深入的合作——从“五眼联盟”情报网，到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再到双边军事的合作，都可以看出英美之间存在难以量化的共同利益。同时，无论脱欧协议能否谈成，美国都将需要英国作为自己影响欧洲的“跳板”，而英国也需要美国的帮助，在脱欧之后增加其国际影响力，以实现所谓“全球英国”的目标，这意味着美英之间还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

此外，由于拜登较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更有确定性，在处理与英国关系的外交领域也更稳健，因此英美关系向好发展的前景也更广阔。虽然鲍里斯·约翰逊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要好过拜登，但从国家利益层面看，未来拜登才是英国进一步发展英美关系的首选对象。对英国来说，拜登上台可能是让美英关系升温的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拜登上台可能将延缓甚至扭转美国的单边主义势头，美国对英国特别重视的国际组织的敌意可能会减少，美英双方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歧也将逐步缩小。这对于因脱欧而元气大伤的英国来说，远比脱欧本身的意义更加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