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太虚大师的佛学现代性探索

在整个近代中国遭遇困境的时候，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文化系统，都在着眼于如何突出重围。面对铺天盖地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压力，我们中国到底还有没有生命力，这个是从政治层面而言。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家也好，每一个文化形态都在思考，面对当时的困境，我们有没有能力实现生命力的转化，来开出自己的新生命。今天这堂课，主要谈中国的佛教，面对整个现代性冲击，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如何探索突出重围，重新展现佛教生命力的一种智慧和方法。

代表人物就是近代中国佛教的四大高僧之一太虚大师。近代中国佛教，群星灿烂，高僧大德云集，但是一般而言，代表中国佛教的有四个人，这四个人特点不一，都非常鲜明。比如一身担五家禅宗法脉的，可谓是几百年难得的一个禅宗的大德高僧，虚云老和尚，活了一百二十岁，到1959年圆寂。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自己一个人，把中国的整个禅宗和佛教某种程度上给担起来，真的是功劳巨大。

第二个人就是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主要是净土宗的代表人物，被称作净土宗的祖师爷。他的《印光法师文钞》，文钞其实就是他在回答弟子问题的那些书信，传播甚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喜欢佛教、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叫印光大师。

第三个人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他的俗名叫李叔同，三十多岁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叫弘一，后来他修习的是律宗，律宗有个特点，就是在修习的过程中，严格的以持戒作为修习的法门。戒是什么？就好比说我们在此岸到彼岸去，那么这个戒是什么？就是使得此岸到彼岸去的那个船不要出现漏洞，能够很顺利地把我们从此岸送到彼岸去，这个戒实际上是保护我们这个船的。这个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堆肉，我们这堆肉，说能守戒，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船能从此岸，经过烦恼的河流，达到所谓我们说的彼岸，当然这个佛法有个词叫涅盘的彼岸，这是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在僧俗两界都是卓有成就。

第四个人就是我今天主要讲的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是一个对近代中国佛学遭遇什么样的挑战，认知的非常深刻且敏锐。而且他也在认真的思考中国的佛教，如何去回应这个挑战，如何在现代性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打压之下，中国的佛教还能不能突出重围，来展现中国佛教的生命力？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抓住了整个近代佛学非常核心的东西。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儒学，中国中医，推而广之中国文化的所有的内容，面对文艺复兴以来占主导地位和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我们能不能回应他的挑战？能不能突出重围，开出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儒学、中医等等的一个文化的新局面，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生死存亡。

太虚大师对佛教的传播，有一个很经典的总结。他在《人生佛学的说明》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文章是1928年（（十七年夏在上海俭德储蓄会讲稿））夏天，在上海俭德储蓄会发表了演讲。他说佛学有两大原则，“一曰契真理，二曰协时机”。他讲“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翻译过来就是说，佛学如果想在不同的时代能够发扬光大，其中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契理，一个是契机。契理就是真理，就是佛陀讲的智慧的内核。也就是说佛学在不同的时代，不论你怎么传，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人，你的内核必须不能违背佛陀所传法的那个核心。如果说你讲的东西违背了佛陀教育的本怀，违背了真理，违背了佛学的智慧，那么你这个说法就是外道了。

第二个是契机，就是你有智慧，但是在不同的时机，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场合，你到底应该怎么说，让人家接受，让人家喜欢，能够把佛法的智慧给传播出去，这个就需要契机。在太虚大师看来，无论是契理还是契机，缺一不可。如果违背了契理的原则，那么你就把佛学内在的智慧给丢了。如果你没有契机，就使得你的僵化也会窒息了整个佛法和佛学的生命力。

既然是契理、契机这两大原则，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近代的中国遭遇的环境是什么？近代中国佛学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契这个机，我们对近代佛学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不太了解，那佛学基本上会逐渐走向萎缩和死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佛法讲好、传播好，这就是契机，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太虚大师曾经有一个说法，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说，“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具体来说，一是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是改革避世隐遁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改革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是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我国僧寺制；建设我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建设奉行十善规则的民俗及社会。上面这些话，是太虚大师对当时佛教存在问题的一个总概括。

其中一个就是迷信的佛教，当时的佛教存在着迷信的现象，可能有人就问了，迷信到底什么意思？迷信就是以为一个人的生命是靠外在的神秘的力量实现救赎和拯救，这是迷信的典型特点。与迷信相对应的那个词叫觉悟。什么叫觉悟？认识到人和世界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心，一个人觉悟不觉悟，能不能实现自我的拯救，其根本不是外在的力量决定，而是来自于自己的觉悟和自己的努力，这个就是正信。所以迷信和正信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让你跪在一个偶像的面前搞崇拜，还是不断地给你赋能，不断地开启你的智慧，让你成为一个和佛陀一样，堂堂正正大写的有觉悟的人，这是一个迷信和正信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在现实中，就是今天，迷信的佛教比比皆是。曾经有这么一个官员，贪污了好多不义之财，怎么办？他就找到一个所谓的大师，大师给他提建议，说你买个靠山石，或者买一个什么佛像，你跪你拜，可能就能逃出去。结果这个人就信了，花了几千万买一个靠山石，结果这个靠山石还没有运到家里边的时候，中纪委调查立案，把这个干部给抓了。最后法律判得很清楚，死刑，缓期两年。其实你自己能不能拯救，不是一个佛像，也不是你给谁烧两炷香、磕几个头就能解决的。真正能救你的是谁呀？是你自己。所以我有一句话，我说两袖清风能救你，一身正气能救你，遵纪守法能救你，与人为善能救你，这个宇宙背后的规则叫因和果，做了这个事就承担这个后果。

其实佛教是正信，佛教是开发人内在的觉悟。一个人如果真懂了佛教之后，和佛陀一样，成为一个完全自主、完全自觉、完全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不会有任何一丁点的迷信和盲目的崇拜，这才是佛教的本意。《华严经》里面讲“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因颠妄想而不能亲证”。所以凡是让人迷信、让人膜拜、让人崇拜的，那都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那也不是真正的智慧，更不是真正的佛教。

第二个，就是讲的家族化法派的私产的佛教。什么意思？寺院，是谁的寺院？从道理上讲，寺院应该是天下出家人的，是天下常住的。一句话，这个寺院应该向天下的出家人敞开，所有真诚的信仰佛法，愿意按照佛法去求证的人，寺院都应该去接纳，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学习和修行的场所。可是在当时有些寺院是被家族控制，老师传给弟子，这个词叫子孙庙。这在太虚大师看来，是佛教的一大弊端，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消极的、遁世的佛教，有一个词儿叫天下名山僧占尽，任何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山清水秀，往往有寺院。很多人还很骄傲，你看看这个寺院多么有智慧，多么懂风水，这么好的地方建设寺院，我听了以后非常不以为然，为什么？西方的教堂都建在闹市里，老百姓下个班都可以去教堂，你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吸食着所谓的明月清风，所谓的好风景、好风水，而广大的人民群众被人家的宗教和文化所腐蚀、所侵占。你究竟做了什么？所以太虚大师是非常反对那种遁世的、消极的佛教，躲在深山老林里边与世隔绝。任何一个文化流派脱离群众只有死路和绝路。任何一个文化想兴旺发达，只有人民把它托起来，谁走到人民那里去，谁解决人民的问题，谁让人民拥护，谁拥有未来。所以太虚大师就看到近代的中国佛教，躲到深山老林里边，仿佛与世无争，结果是对自己的责任，对众生的那种服务，以及中国佛教如何才能长久的发展的问题根本都缺少思考。

所以我经常有个比喻，我说任何一朵花失去了土壤必死，土壤就是人民。

下面一个就是死人的佛教，什么是死人的佛教？谁死了给超度，在超度的时候一般穷人做不起，大老板、大富豪、大地主，他们在做超度的时候，能够给寺院几个钱，布施几个钱。从情理的角度，这是僧团能够活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可是我要问大家，佛教除了给这些死人服务之外，还应该给谁服务。太虚大师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明确地提出，佛教一定要为活着的人服务。朋友们如果从佛教本身来讲，它为去世的人超度等等，这作为一个宗教可以理解。但是你更多的精力，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回答人家的疑惑，带着人家走向觉悟。否则的话，只是死人的佛教，而没有给活泼泼的众生去服务，佛教的前途也是必死。

太虚大师下边还讲，他说一定要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一句话一定要关注人。太虚大师就提出一个命题，就是中国的佛教在近代如果想恢复生机，一定要关注现实的活泼泼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生。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口号，就叫人生佛教。

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近代的佛教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在文艺复兴之前，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那个时候控制人的欲望，在东西方社会里都是共通的。只不过西方控制人欲望的是基督教，在中国控制欲望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传统思想文化）。可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就一下子把控制人欲望的枷锁给打碎了，打碎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小我开始如雨后春笋一样滋生出来，一个一个的小我关注的是自己的小确幸，关注的是自己的小悲欢，这是整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近代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也走的是这条路，在这个时候，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儒家，如果你不能走进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你不能回答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所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文化只有走向死亡，成为文物供在那里，它的生命，生机就停止了。

所以太虚大师所提出的人生佛教这个口号是非常深刻的，可谓是他看到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弊端，他看到了近代佛教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的课题，那么他的答案和开出的药方就是人生佛教。一句话佛教一定要走向大众，走向人民，走到一个一个鲜活的人民老百姓中间，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回答老百姓的困惑，和老百姓交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和佛教的这个水润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苗那里，文化才能获得一个生机满满的春天。所以太虚大师，在整个中国近代佛教的过程中，他是最有现代性视野，最有现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的一个人。

太虚大师，他是1889年出生，后来1947年去世，在去世的时候他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赵朴初，他送给了赵朴初一本书，叫《人生佛教》。赵朴初就问，他说老人家你找我来还有什么安排吗？太虚大师就告诉他，他说等几天我要到无锡和常州去。赵朴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可是过了不久，太虚大师圆寂了。这个时候赵朴初突然想起了太虚大师临终给他说的话，给他送《人间佛教》选集的时候，告诉他隔几天要去无锡和常州去。无锡和常州简称什么？无常。赵朴初他自己说，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几个月之前见面的时候，那次的诀别，老人家已经告诉他，不久之后要圆寂了。而且《人生佛教》的选集，这一本书是太虚大师对他的临终嘱托。

建国以后中国的佛教的发展也是几经跌宕起伏，改革开放以后，赵朴初先生就做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因为他的这种资历，以及他在中国佛法上的修正的水平，真的是一个特别让人尊重、仰慕的大居士。

赵朴初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召开全国的佛协会议，就做出一个决定，他说中国佛协今后的工作方向，就是要实现人间佛教。人间佛教那言外之意，就是佛教要走向人间，关心人民的疾苦，解决人民的问题，要把佛法的那种精神，传播到老百姓那里去，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为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做贡献。赵朴初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时候，他把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就改了一个字变成了人间佛教。佛法真正的精神要走到人民那里去，要关心社会，要关心人民的疾苦，要关心老百姓的困惑和问题。一句话，佛法的这一朵花，只有扎到人民那里，扎到时代那里，在推动社会进步，解决人民的问题的过程中，佛学的发展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