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彩蛋 |《史记》到底真不真实 | 张国庆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豆神大语文老师张国庆。

我们讲了这么多《史记》的篇章，不知道你会不会思考一个问题。司马迁记载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吗？比如说我们讲过的《五帝本纪》，黄帝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吗？还有《史记》中一些秘密谋划的场景，按理说除了当事人就应该没人知道内情了，司马迁又是怎么能绘声绘色地写得那么细致？

所以今天我们不说《史记》中某一具体篇目，就来简单聊一聊司马迁是怎么写《史记》的。

其实，自古至今都有对《史记》真实性的怀疑。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史记》的文学性大于史学性，他说司马迁“记述人物时比起事业更喜爱轶事”，而且，每一个事件都有起承转合这四个结构，简直就是一幕幕戏剧。他认为《史记》中越精彩越具有戏剧性的故事，越有背离历史真相的可能，比如伍子胥、信陵君的故事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还有，项羽一人砍几百人更是不可能的“神话”。

这本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如今找不到其他可以佐证的史料，也有很多人物言行神态都十分细致，和让人身临其境的情景描写。那么，司马迁究竟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我们来看看，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写了这么一句话：“罔[wǎng]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什么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呢？就是指四处收集天底下那些失散在各处的历史传闻，然后粗略地考证了一下事实，根据这些，综述历史事件的本末，推究其中成败盛衰的道理。也就是说，司马迁也是通过四处收集资料和证据，写的《史记》。

还记得我们在《太史公自序》那一章中讲过司马迁的少年经历吗？他少年起就游历天下，四处访问古时候名人的故居后人，这些经历给了他非常丰富的原始史料。

《史记》通读下来，我们就能发现太史公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汉朝疆域。只有长城以北以及两广的部分地区没有涉足过。他写《孔子世家》，就去鲁国故地参观过孔子的宗庙，记录当地的车、衣服、礼器等文化风俗；写《魏公子列传》，就曾经去过魏国国都大梁城寻找夷门；写《屈原贾生列传》，就到屈原投江的地点游历；写《蒙恬列传》，就去蒙恬筑造的长城亭障；写《淮阴侯列传》，就去了淮阴，听当地的父老乡亲对他讲韩信还是个平民百姓时的志向……

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杨喜的第四代孙子，而杨喜正是在垓下之战抢得了项羽部分尸体，因此封侯的人。作为亲历者，杨喜当然对垓下之战的情形非常清楚。司马迁还拜访过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得知了许多关于樊哙生平的细节。

这种游历故地进行实地考察，或者是亲自和古人后代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是司马迁写《史记》时史料来源的两条重要途径。

除了少时行万里路外，司马迁家族积累下来的大量史书典籍，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他的家族本来就是有史学传承的家族，父子两人又任太史令掌管国家典籍，于是家里的图书档案“积如丘山”。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将修撰史书当成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本身就有大量的藏书、著作，到死的时候对著史的愿望念念不忘。司马迁接过父亲的遗志，当然同时也接过了父亲留下来的一些著作成果。

另一方面，家中、朝廷以及一些学问大家收藏和记载的诸子百家经典书籍，也同样为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司马迁自小跟随孔安国等大儒学习，年纪轻轻就能够熟练诵读《尚书》等古文。可以说，他是在书山字海里长大的。

《史记》中的很多篇目，就是通过典籍整理出来的。比如《五帝本纪》，司马迁的选材不是随机的，而是参考了孔子回答宰予的《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文章，这两篇在《礼记》中是有依据的。而五帝生活的时代毕竟太过遥远，文明也并不成熟，没人能百分百确定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各种史料流传下来的都各有不同。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选择孔子的说法呢？

有句话叫“群言淆[xiáo]乱衷诸圣”，意思是，当所有人讲出来的东西都是混淆的、混乱不清的时候，就由圣人的话做折中。所谓圣人，就是指道德和才智都最为杰出、最伟大的人。而在司马迁那个时代看来，孔子自然就是最伟大的圣人。

这是司马迁记载混乱不清的历史时采取的标准——就是以圣人之言折中。而且，他并不是盲目地不加分辨地信任圣人的话，他也找了许多其他可以佐证观点的证据。

他首先从《尚书》中寻找五帝的根据，又寻找《春秋》《国语》这些先秦时代传下来的古文去相互印证。而且他还去五帝传说的地点跑了一遍，去问当地的人，打听各地流传的传说，一一进行实地考察。

对于司马迁那个时代来说，他已经做了一个史学家为了印证史料准确性可以做的一切。当他把一切做到最好之后，确定了“所表见皆不虚”，将那些一看就是稀奇古怪的神鬼事迹去掉之后，剩下的部分才确认是真的，从而记录下来。

当各种史料来源相互矛盾的时候，司马迁也并不会随意挑选一个，而是常常将这些难以确定谁真谁假的史料都一一写下，以免错失某个可能真实的记载。

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许多重要的典籍，但咸阳城中仍然保存着一些。刘邦入咸阳时，萧何将秦朝宫廷的各种文书典籍都完好地收藏下来，后来就收归汉朝的国家图书馆中。《史记》里也有很多内容来自于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这些西周至秦汉时期的史料。

可惜有些史料如今已经彻底散失了。

《史记》中就出现了一些看起来是“孤证”的记载，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时随着考古发现，还能证明《史记》中一些原本无法证实的记载是基本可靠的。比如司马迁在《殷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表，由于缺乏佐证，一直被人们怀疑。直到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才证明司马迁的记载基本是正确的。

不过有时考古也能发现《史记》中的错误记载。这些错误记载大多是战国时期的事情，比如苏秦和张仪在《史记》中被记录为同时活跃在战国舞台上的纵横家，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证明，苏秦其实是在张仪死后，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

而这其实是司马迁所参考的原始史料的错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流传下来的一些记载战国时期历史的史料错乱十分严重。这些史料成了《史记》考证战国历史的重要依据，也影响了西汉末年刘向编撰的《战国策》。由于原始资料有误，也就导致了《史记》的记载和《战国策》的记载犯了相同的错误。

除去史书典籍或是走访故地以外，有些司马迁当代的事件是他从小耳濡目染或者亲身经历过的。像是汉武帝封禅的事情，或者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事迹，司马迁作为当代人自然一清二楚。

你看，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为了保证记载的准确可靠，所付出的各种艰辛和实践。对于一个没有网络记录检索、没有考古学的封建王朝，他已经尽可能地将一些考据工作做到了最好，而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人们他的选择标准。三千年的历史，纵然有些错误也不应太过苛求。毕竟时代和史料的局限性在那，他也不可能跳出时间长河。

对于司马迁来说，他所记载的一切都是有根据、有来源，经过了严格的考证、辨别从而记录下来的，是真真正正足以称得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了。

我是张国庆，《史记》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有机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