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 史家之绝唱 | 张国庆

华夏五千载，数不尽风流人物；

诗书三千年，阅不尽沧海明珠。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大语文的老师张国庆。

从先秦时期到今天，中国已经经历几千年时光洗礼，留存下来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举个例子，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计有将近8万卷，近10亿字，几乎包括了清中期以前所有的文献典籍。这些典籍就放在乾隆建的专门用来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津阁里，整整摆满了128个巨型书架。

而在这么多的经典著作之中，如果说有哪些书口碑极佳、流传极广、故事极精彩、含义极丰富，《史记》就一定在首选之列。那么，为什么《史记》一定是首选的那一批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大原因，《史记》是空前绝后的史学高峰，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集先秦各类历史著作之大成，又是“二十四史”之首，如果在古代这么多历史书里你只能挑一本来读的话，那肯定就是《史记》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呢，无论是叙述事件还是刻画人物，无论是浓郁的悲剧气氛还是强烈的传奇色彩，《史记》都写得相当棒。所以鲁迅才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二大原因，《史记》首创了纪传体的叙事方式。在《史记》之前不是没有史书，《史记》之后也有许多史书。但一般的史书只记载一段时间或一朝一代的历史。但《史记》不一样，司马迁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整理，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之间，整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时间纵轴是非常长的，而他也考虑了空间上的广度，除了记录中原汉疆土外，还记载了朝鲜、匈奴、西域等国家地区的历史。这种时间和空间上都兼顾的史载方式前所未有，也就注定了，《史记》不能依照它之前那些史书的方法来写历史。

在《史记》之前的史书，或以时间为线索记录历史，称为“编年体”，比如《春秋》；或按国家分别记录历史，称为“国别体”，比如《国语》。但这两种题材都不能满足《史记》的需要。于是《史记》并不走之前的老路，司马迁别出心裁，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也就是“纪传体”。

“纪传体”好在哪儿呢？为什么司马迁要采用这种方式呢？

首先，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乃至殷商历史，它不适合国别体。这段时间，国家这个概念并不明确，而文献也非常少。司马迁想给华夏民族的历史做传，他就不能放弃这个文献记载少，却已经深入民族信仰的远古时代，所以他需要换一种文体记载这段时间的故事。

第二，编年体也不合适。编年体看似逻辑严密，适合记录历史事件的脉络，但司马迁想要塑造的是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史书，他要写很多国家、地区的事情，有些事情难以确定其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各个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若是间隔很远，也难以完整地关联起来呈现给读者。所以，编年体也必须放弃。

而司马迁采用“纪传体”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纪传体”以人为中心，由许许多多的人物共同编织出历史的长卷。既不受国家地域的限制，也方便说清某一时间究竟都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大原因，《史记》中的各个部分既各有特色，又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史记》中共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与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十二本纪，记录的是十二位“宰执天下者”，也就是执掌天下权力的人，以帝王居多。十二本纪是纲领，直接展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是十篇各自记载了在某个时间段内天下之中发生的大事，从而理清国家兴亡的规律，明白一时得失的文章。

八书，用来专门记录各种典章制度，以及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

三十世家，是专门记载围绕在那十二位“宰执天下者”周围的重要臣子的事迹。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本纪和世家的关系就是“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gǔ]，运行无穷”。意思就是，如果本纪是北斗七星，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七星的二十八宿；如果本纪是车轮的中心，那么世家就是车轮的辐条。

而七十列传，记载除了那些手握天下大权之人以及他们身边的辅佐臣子外，尽管身为平民百姓，却也应该在历史留下名字的人。

以本纪、世家、列传记录人物，表和书作为事件年表和制度补充，共同构建起了生动、详实的三千年兴亡起落。

第四大原因，《史记》不仅体裁新、跨度大、内容丰富、文笔雄逸，还妙在三观正、思想深。

俗话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所看到的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真正的历史，其中很可能有统治者色彩在作祟，也有隐讳歪曲的内容，却不被你所知。但《史记》好像在历代人眼中有不太一样的地位，很多人认为，它并不因为谁身份高贵就隐瞒他的缺点过错，也并不通过贬低对手来抬高自己。

比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最大的对手当属西楚霸王项羽。对汉朝而言，项羽是“贼”，这个是政治上的天然卓越感，毕竟成王败寇嘛，项羽输了，刘邦赢了。按理说，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官员，《史记》里应该把项羽写的一无是处才对。可是，偏偏《史记》用波澜壮阔的笔墨将项羽塑造为一位英雄豪杰。

再比如，汉武帝是《史记》成书时的当朝皇帝，司马迁在《史记》中却犀利如刀，直指汉武帝的过错和缺点。还有许多并无官职、身为布衣百姓的人物，这些人的故事原本不会被史书记载，不会被后人知道，很可能就是这几千年历史当中的尘埃。但《史记》却让他们的故事生动鲜活地流传到了今天。

司马迁的胆魄和眼界，成就了《史记》的深度与高度。可以见得，这部史书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都非同凡响。

后人形容《史记》，称赞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意思是说，自从《史记》成书之后，往后的史官都是按照《史记》的格式来写史书，比如二十四史。而历代学者们也必须研究《史记》，甚至把它上升到了与儒家“六经”地位等同的高度。

放眼今天的课堂教育，在部编版教材中，小学四年级上册的课文《西门豹治邺》、五年级上册的课文《将相和》等文章，都出自《史记》。而中学课文中，《陈涉世家》《鸿门宴》《荆轲刺秦王》这些课文也都来自于《史记》。可见《史记》的价值存续性有多么强，即使在今天的学校课堂中，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它也是十分重要的。

但如此成就非凡的史书，数千年的历史，难道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吗？

它的作者司马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竟然敢如此大刀阔斧地进行史书写法的改革和撰写？

而在成书过程中，《史记》的诞生又有着什么坎坷曲折？

自下一回开始，我们将以《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作为开篇，结合作者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过程，正式进入这部“史家之绝唱”的壮阔世界。

我是张国庆，我在喜马拉雅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