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第二期】中式通胀不走寻常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东西情报站》，我是大白。

上期聊完美国的通胀和物价，这期接着聊中国这边。

正式开始之前，同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给你5秒钟时间，你不用想太细，凭直觉猜一下：2010年至今，十年物价涨了百分之多少？

心里都有一个数字了吧，我们先进入正篇，待会儿再回到这里。

正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物价的结构问题

收入-负债跟物价的关系

放水对通胀的影响

一、物价的结构性问题

上期我们提到国际上通行的通胀衡量指标是CPI（Con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国用的也是CPI，大家应该时常会在新闻中看到。

美国用的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个人消费支出）虽然理论上有一定技术先进性，但一方面统计柔性太大，不易把握，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太适合我国当下的经济阶段。

我们虽然发展很快，大城市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向欧美日的大城市看齐，但就全国范围来讲，依旧是一个在努力实现小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性消费依旧占比很高。而CPI相比PCE，在食品、服装、交通、住房、教育、医疗这些基础性消费上权重更加大，在娱乐和其他服务业等高级消费上权重小一些，这是CPI比较适合我们的地方。

但问题在于，CPI不考虑替代效应，以至于有时候猪肉价格一波动，就导致CPI基本上就跟着猪肉涨跌，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基本上成了“猪指数”；而且，CPI权重固定，我国虽然发展程度还不够，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二三十年来，虽然生活水平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准，但变化已经巨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年前的生活消费方式和现在差距有多大？

二十年前，你妈下班的时候，在三轮车小贩那里10块钱拎了两个西瓜回家。现在，这样的消费方式虽然也存在，但占比已经大幅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可能躺在床上拿着手机一顿点，一两百块就花出去了，然后等着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进口的水果送上门来。

二十年前，我差不多刚上初中，学校的午饭很难吃，我就在校门口吃，就是那种夫妻小店，4.5块钱两荤一素，中午人多的时候坐不下，还得蹲路边吃。现在在深圳，我要随便找个正经的快餐店或者茶餐厅吃个饭，没有二三十块钱是基本下不来的。

前后间隔二十年，完全不同的两种消费方式，但满足的其实是同样的吃饭、吃水果的基本需求，成本差了很多倍。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数字，我猜大部分人想的这个数字都不小——少则100%-200%，多的就往300%以上去了。尤其是年龄跟我相近的80后，应该是比较容易猜得偏大。因为年纪特别小的朋友，长到对物价有概念的年龄时，物价基数已经很高了；而年纪更大的一些朋友，生活上往往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切换没有80后那么剧烈，所以成本会低一些。

我告诉大家，把我国统计局网站上的历年同比CPI累乘起来的话，可以得出2010年至今，十年物价累计上涨幅度在35%左右。

讲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已经想骂统计局了。先别忙，统计局确实有一定失误，比如权重调节滞后了一些。别的不说，我国十年来恩格尔系数下降了那么多，应该适当下调食品在CPI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本身就是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但大头还真就不在这个权重问题上，而在于前面所说的消费方式问题上。

事实上，即便是在一二线城市，要是愿意去找流动摊贩卖的西瓜，你依旧可以十几二十块钱拎两个回家，没有涨太多；同样的，找找个体户小店，十块钱也一样能吃饱饭，虽然翻倍了，但肯定没有贵到多离谱。

消费方式切换的背后，其实是整个产业链模式、成本结构、服务附加值全部都变了，直接对比是有问题的。说人话就是，二十年前，如果有跟如今一样店面装修、一样运转模式、一样人员服务强度的品牌快餐店的话，肯定也不是4.5块能吃到的。

至于你说品牌快餐还没“苍蝇馆子”好吃，那是另一码事。K记（肯德基）、M记（麦当劳）也很难吃，不妨碍它们是成功的商业模式。

统计局统计的实际上就是一揽子大宗商品和服务的直接购买价格——猪肉多少钱、苹果多少钱、公立学校学杂费多少钱、公立医院门诊多少钱……没有考虑中间这一堆消费方式带出来的附加值，结果自然是很低的，它也并没有造假。

你非要我说孰是孰非，我也说不出来，毕竟国家考虑的是全国层面广大群众的基本生活成本问题，而不是城市中产去山姆（Sams Club）买进口水果、去星巴克喝咖啡的问题。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生活模式、生活成本一旦上去了，确实就是退不下来的，我才不乐意自己去找三轮车拎西瓜呢！

所以，这里就要发挥我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了——双轨制，把我国物价演变看成以CPI为主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成本和以消费升级为主体的城市现代生活成本。

发达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打从70年代到现在，除了互联网以外，就基本没怎么变过了。

从今天算起，往后我们的大中城市居民，变化应该也比较缓和了。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对价格的印象算是比较单纯的物价变化了。

二、收入-负债问题跟消费的关系

理解了物价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收入-负债问题跟消费的关系。

我国首次全社会层面提“消费升级”应该是在2015年前后，此后几年里，的确如火如荼地升级了一波。2018年，国务院还出台了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给我们画了一个消费升级的蓝图。

不过我想，主观感受上，很多人应该有察觉到，近两年，消费升级的节奏明显放缓了——不是疫情的问题，这是疫情之前就很明显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哪里出问题了呢？主要是两处：

第一，2015年左右有很多过度刺激人们收入预期的事情。

比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比如普惠金融描绘的愿景、比如从股市暴涨到股灾的“过山车”、比如房价暴涨的开端……

加上那几年确实是大中城市工资收入增长比较快的几年，收入增长，叠加预期上的过度乐观，再叠加资产升值带来的无限遐想，瞬间就自我感觉良好了，一下子让消费信心有点过了头。不管是靠积蓄、靠收入，还是靠负债，那两年把消费升级的幅度拉得有点过高了。

第二，是2015年之后持续4年的全国性房地产涨价去库存，把我们的居民部门负债率也给推了上去。

虽说住房抵押贷款占绝对主导的负债结构要比美国人的结构好一些，但无论如何，负债率上去了，现金流压力大了，必然是抑制消费的。所以，虽然我是房地产行业利益相关，但对这一点我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

这个做法有点轻率地消耗了我们居民部门宝贵的杠杆率空间，对于通过居民消费来支撑产业升级有一定负面影响——产业是需要持续的收入去养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显然是清楚意识到了，所以目前的做法是压住房价，用增量来消化价格和负债。这浪费了一点时间，但方向是对的了。

综上来说，时至今日，我们的消费方式升级和收入增长其实也都趋缓了，大中城市居民短期加杠杆空间也不大了，所以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不会很大，对应的，城市层面的结构性通胀和物价上涨压力不会太大，消费升级和消费能力提升的空间更多地会向城镇、农村下沉。因为城镇、农村受到房价大潮影响比较小，而本身在升级次序上也会慢于大城市。

这就是为什么有了拼多多的崛起，有了阿里、京东等巨头向城镇、农村的下沉。

有人把拼多多的崛起称为消费降级，这个其实是看错了。拼多多对于大中城市来说确实是追求低价，有一定降级之嫌，但它的主战场其实是城镇和农村。

对于城镇和农村来说，原本的供应链还相对薄弱，一些现代商品的触达和覆盖率依旧远远不够，拼多多以及下沉下来的其他电商巨头，其实是一种升级。

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我国三线城市以下地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有心人不必把眼光都集中在大城市。

 三、放水对通胀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放水，也就是货币扩张对我们通胀的影响，这一点跟美国截然不同。

我们货币扩张的最高潮是2009-2011年，那几年，无论是统计局的CPI数据还是直观感受，也确实都是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几年。放水切切实实地带动了物价，这是因为我国独特的以用途为导向的放水方式。

2008年美国次贷炸了，连带把我们也波及了，于是国家为了稳住需求和刺激经济，推出了“4万亿放水计划”。这名义上的4万亿（实际上还要更多一点），是怎么放出去的呢？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当时的主要做法是各地上马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项目，也不乏夹着很多房地产项目，这个没什么好否认的，但不论细节，反正基本都是实体项目。

这里请注意，房地产开发是24K纯的实体经济项目，不是虚拟经济。住，是最实际的需求；商品房，是最基础的实体商品。你住的楼总不是是虚拟的吧？

总之，巨量的实体项目上马，很多都是高额投资的长期项目，财政当然不可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大部分都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来解决的。商业银行的巨大贷款额度自然是来自央行的支持，于是就形成了以实体项目资产为锚的广义货币扩张——这是后几期要讲的内容，我们先按下不表，总之这里明白贷款投放出巨量广义货币就行了。

这些货币进入项目之后，就沿着产业链扩散，支付给设计单位、各种承建商、服务提供商、原材料供货商等，而这些公司的上游还有他们的供应商、服务商。

总之，就是钱扩散到了产业链上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企业手里去了，带动了就业，拉动了收入，最终变成了整个实体产业中大大小小老板的利润、股东的分红、员工的工资奖金等，并不平均分配，但终究是基本都到了普通群众手里。

普通群众拿到钱了，那自然就可以带动社会消费进入扩张状态。而生产扩张需要等待消费扩张的信号，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会形成动态的消费略微大于生产的状况，刺激物价上涨，通胀上升。

这就是我国特色的以用途为导向的放水方式跟美国特色的以机构为导向的放水方式之间的本质不同——我国的方式是刺激实体产业投资增长，美国的方式是保障大机构的债务链和市场流动性。

到这里，反应快的朋友可能会联想到最近美国政府给居民发1200美元补贴，以及我们给居民发消费券这样的新做法，不正是把钱给到了普通大众手里吗？那岂不是会引起通胀，让物价上涨？

理论上，会；实际，不会。说人话就是方向对了，规模不够。

美国现在失业率百分之二三十，一大把人失去了收入，保住了工作的人很多也收入下滑了，而1200美元只是美国十几天的人均收入而已，而且搞到现在还没全发出去。

我们的失业率也上到6%了，同样，没有失业的朋友也有部分人遭受了收入损失，更重要的是不安全感和负面的经济预期让消费信心受到了巨大打击，几十、几百的满减消费券，终究只是很小的推动。

目前，美国倾向于保住穷人基本生活，避免引发不稳定；我国倾向于维持社会消费，来保住企业运转和就业。现有规模来看，对冲因疫情造成的消费下滑都不够，更别说引起通胀了。

不过，这次中美操作细节的对比，倒是很有趣地体现了中国这些年强大的信息系统建设带来的优势——电子化的消费券精准、快捷、低成本，说干就干，比起美国的印刷支票、制作借记卡强多了，美国的借记卡到现在还没做完呢，都一个多月了。

四、总结

那么，跟美国相对应的，我也对中国的通胀特征给出结论：

第一，中国近二十年存在剧烈的消费方式变化，生活消费成本上升并不单纯来自于通胀，而是一种内部的结构性变迁。

第二，时至今日，我国消费方式的变化和收入增长预期都已经放缓，生活消费成本剧烈变动的时期已经逐步过去了。

第三，我国特有的以实体项目用途为导向的放水方式，会明显地将货币扩散到全社会、全产业链上的普通人手中去，故而会对通胀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第四，我国近些年的一大失误就是让房价过快上涨，消耗了居民负债空间，导致对消费增长形成了抑制作用，这需要耗费数年来消化，对产业升级的速度有一点负面影响。

这两期讲了通胀和物价，讲了收入和消费，我猜有两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心里会冒出来的：一个是“二师兄”，就是日常魔幻的猪肉价格问题，这已经算是社会不满的主要表达途径之一了；另一个是贫富差距问题，尤其是近十年的基尼系数。

关于这两个话题，我有两个故事可以讲给大家听，都属于“中国往事”，我本来想开这么个主题，但后来一想，太杂了，还是分拆放到其他主题下面更好。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两期大家就可以听故事了。

再往后我们就要讲货币和银行系统了，这是比较难的一块内容。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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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海东   审核｜朱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