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新基建”的战略布局与未来大国竞争

“新基建”的战略布局与未来大国竞争

——解读任泽平著《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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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邓宇  朗读/朱新起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的冲击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隔离造成的行业生态变迁、技术的封锁以及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等成为比较重要的现象，而这也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粗放型和传统基建投资已无法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在国际竞争格局当中，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基建”开始成为未来竞争的焦点。从全球的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布局来看，“新基建”领域的科技投入、战略资源配置和人才体系构建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处于迅速攀升的地位。从国内来看，目前政府部门、智库和企业等关于“新基建”的战略规划布局有了非常清晰的认知，“新基建”在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国25个省市均制定了“新基建”的政策方案，大规模布局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制造业和前沿科技生产力迈进。科技的竞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扎根产业、基础科学、科技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等一系列系统工程，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了前列，而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推动“新基建”正是为了补短板，加快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实力。

       “新基建”的顶层设计意义重大，正如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和团队在《新基建》所阐释的，“新基建”不仅在短期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在长期能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和重视“新基建”，更多的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大国对未来的思考，尤其是当下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所引发的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唯有通过“新基建”的前沿布局和战略规划，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创新性，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位置。中国在近几年分别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以及“制造业强国”的战略，根本目标在于突破关键科技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致力于推动科技自主创新。过去数年，在中美竞争加剧和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科技领域的竞争显得尤为突出，美国采取了诸如核心技术出口管制、关键科技研究岗位的留学生限制、知识产权诉讼等措施，给我们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是无法回避的难题和挑战。如果我们还沉浸在过去的高速增长的成就而看不清未来，那么将错失很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下的机遇。

       《新基建》这本书是任泽平团队的最新力作，从多个维度和视角出发，对“新基建”的战略布局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背景、产业发展路径以及具体的行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同时也展现了学术界对“新基建”存在的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对“新基建”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国家核心竞争力进行讨论。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新基建”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还存在一些疑虑，包括“新基建”带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全国各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新基建”投资布局的效果等尚未得到完全印证。因此，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任泽平专门开辟出的一个知识点“新基建经济学”，作者并未局限于理论分析的框架思维，而是运用结构性思维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全球金融危机、疫情冲击以及全球科技竞争的高层次探讨“新基建”启动的特殊内涵。《新基建》一书提出的“新基建经济学”很有特点，也是任泽平率领的研究团队最早呼吁和推动“新基建”的智库，引起了学术到社会共识、国家战略的重视。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但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刚性需求和基于国情发展初期的大规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投资、出口市场，在疫情冲击和中美竞争日益“白热化”的现阶段，显然粗放型的模式已无法推动经济增长。在近几年经济下行周期中，全球经济出现了多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征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大水漫灌”，货币超发带来的负面效应埋下了诸多的风险隐患。“新基建”的意义在于，将经济增长的潜能进一步激发出来，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再是单纯的“印钞”，而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特别是疫情的冲击对公共卫生、城市化和医疗科技等“软基建”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还是5G、充电桩、新能源等，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期望占据竞争优势地位的高地，也是决定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关键。《新基建》这本书特别提到了狭义的新基建和“软基建”的概念和内涵，这种提法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认知，也澄清了过去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误解。

       事实上，关于“新基建”的表述很容易模糊，大部分人认为“新基建”就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广泛内涵。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和软硬件基础设施补短板，凡是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是“新基建”。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认知，特别是对城市化建设、经济发展目标、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疫情造成的经济巨大波动和行业变迁，传统的行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新兴产业、智慧城市和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迫在眉睫。因此，“新基建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在于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化危为机，启动“新基建”的关键在于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书中提出了五个“新”，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和新的内涵，“新基建”包括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新基建”的开启不仅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方向，而且与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主题密切相关。

       当然，“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落实到政策、产业布局和行动上则需要综合评估，对于涉及到政府层面的大规模投资，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实施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避免采取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合理的管制等措施，重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要注重在政策支持、职能分工、财税等方面给予特殊的安排。《新基建》这本书也提到了关于“新基建”大规模推动的一些“冷思考”，如“新基建”的资金来源、功能财政与赤字化等。作者认为，当前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下行和恢复性增长难度加大，特别是海外疫情的扩散加剧，当务之急是保增长，通过适度提高赤字率来支持减税降费，加码“新基建”，稳定总需求，进而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今年“两会”期间已确立了适度提高赤字率水平，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特殊的政策安排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从客观上来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动能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城市化的队规模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的动车高铁、高速公路，电力、水利工程、制造业等项目，均为持续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基础设施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农业、工业生产、服务业等迅速占据产业链的优势地位，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形成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等东中西部城市群的崛起，为当前的粤港湾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布局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功能。如《新基建》这本书所言，如果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如果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新基建”并非一种颠覆性的产业创新，而更多的是延续传统基建，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技术成果，从内生的角度推动传统制造业、工业、第三产业等进行革新，最终从中低端产业链向中高端产业链体系转型。应该认识到，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有了比较强的经济基础，健全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巨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在国际产业链还处于较为薄弱的位置，尤其是涉及到高端制造业的芯片、发动机、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比较大，“新基建”的核心要义在于解决我们长期存在的“卡脖子”问题。

日前，科技界已着手“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全面梳理“卡脖子”的具体短板和瓶颈，集全国之力完成关键节点的布局。“新基建”的重点在于将科技研究成果与产业规划紧密结合，赶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新基建》这本书着重对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在这些领域我们比较优势，如人工智能的“原材料”、5G技术的创新突破、新能源汽车涉及到的充电基础设施等，而如何解决不同领域的短板，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绝对优势，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等等，应成为未来“新基建”政策引导、政府投资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了多项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政策，包括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财税体制与货币政策改革等，重大的改革举措为“新基建”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而资本市场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为“新基建”领域的资源配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将在“新基建”的引领下获得更快的恢复性增长，走出衰退，加快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率先走出下行的区间，保持增长的势头，“新基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从理论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