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版资治通鉴文稿
10本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发出青色光芒,十分黯淡。石显跟许、史二大家族,坚持这是周堪、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把刘更生的奏章,原封不动照抄一遍,扣到刘更生头上,完全合适)。刘奭心里尊重周堪,可是面对众口一词的抨击,却无法堵他们的嘴。于是他想到长安县长(长安令)杨兴。杨兴有干练的行政能力,受到赏识,而且常常赞扬周堪。刘奭想得到他的帮助,遂召见杨兴,问他:“有些大臣总是反对周堪当宫廷禁卫官司令,怎么回事?”杨兴是一个伶俐的官场人物,他误会了意思,认为刘奭对周堪已经不再信任,杨兴当然不会站在眼看就要垮台的这一边,不但不再维护周堪,反而落井下石,强调说:“周堪不但没有能力担任宫廷禁卫官司令,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也不适宜。我以前听说,人们攻击周堪跟刘更生等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要求诛杀。我所以提出抗议,并不是赞成他们,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刘奭说:“那么,用什么罪名才可以杀他?现在怎么办?”杨兴说:“我愚昧的意见是:最好封周堪关内侯(准侯爵),赐给他三百户采邑,而不要他掌权。这样的话,英明的领袖仍维持对师傅的旧恩(周堪曾当刘奭的教师,参考前四九年),应是最上等的策略。”刘奭遂对周堪、张猛,开始怀疑。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诸葛丰,以刚强正直,特立独行,闻名朝野,屡屡冒犯皇亲国戚,很多当权派排挤他,说他坏话。后来被控春夏二季逮捕人犯(古时规定:春夏二季,万物生长之时,春季对囚犯特别优待,能释放的便释放,不能释放的则不加刑具【如脚镣、手铐、枷等】,并停止审问。夏季则增加重刑犯的饮食。春夏二季如果囚禁人犯,被认为违背天时),贬谪当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城门校尉)。诸葛丰上书控告周堪、张猛有罪。刘奭对诸葛丰大为不齿,下诏说:
“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诸葛丰,之前跟宫廷禁卫官司令周堪、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猛,同在中央时,诸葛丰屡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时,不顺应四时天意,不知道遵守法令制度,用苛刻凶暴的手段,建立威严外貌,我不忍心法办,只贬他当首都长安城防指挥官,想不到他不自我反省,反而翻脸成仇,怨恨周堪、张猛,以求报复。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想诽谤就诽谤,想赞扬就赞扬,随心所欲,不管从前的立场,没有一点信义。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老迈,不忍诛杀,着即贬作平民。”
再下诏说:“诸葛丰指控周堪、张猛毫无忠贞信守,我心怀怜悯,不肯追究,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兹贬周堪当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太守)、张猛当槐里县长(令)。”(槐里,即废丘,楚汉相争时,雍王章邯的首都,今陕西省兴平市)
司马光曰:
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从前赞誉,后来诋毁,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不过是向皇亲集团表态,企图升迁而已。属于郑朋、杨兴之流,何来的刚烈正直?当一个领袖人物,应该察看善恶,分辨是非,用奖赏鼓励善行,用刑罚惩治邪恶,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常轨。如果诸葛丰的话是对的,他不应被贬逐;如果他的话是一种诬陷,则周堪、张猛有什么罪?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同时废弃,那么,善跟恶,是跟非,分别又在哪里?
刘奭对诸葛丰跟周堪、张猛的处分,使一千年后的司马光感慨,也使比司马光更后一千年的柏杨先生感慨。这正是官场上流行的“各打五十大板学”:“张三固然是坏胚,李四也不是好东西。”产生这种态度,一个原因是情绪上的不耐,虽然你对了,可是你怎么总是惹麻烦?另一个原因是,智力不能判断谁是谁非,索性左右开弓,图得眼前清净。而且,其中至少有一方是罪有应得。
“各打五十大板学”不废除,和稀泥就成为金科玉律。诚如司马光所言:善恶是非,就永远混沌不明。一个善恶是非得不到公道的社会,必然爆发动乱。
11贾捐之跟杨兴,友谊至深。贾捐之总是抨击石显,因此他一直无法弄到一个官做,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刘奭。而杨兴正因干练的才能,受到赏识。贾捐之向杨兴建议说:“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出缺已久,如果我能面见皇上推荐你的话,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到手。”杨兴说:“老哥笔下生花,当今天下,言语最为精辟。假如你能当宫廷秘书长(尚书令),可比五鹿充宗(五鹿,复姓。五鹿充宗是现任宫廷秘书长)高明得多。”贾捐之说:“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你能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首都,位居各郡跟封国之首,而宫廷机要,掌握全国官员的命脉。天下一定太平,上下就再不会隔阂。”说着,又攻击石显。杨兴说:“石显权势,如日中天,皇上正信任他,我们如果谋求上进,必须听我的计划,向他靠拢,只要能称他的心、合他的意,就可以成功。”
于是,二人联名上书,赞扬石显的美德,建议应封爵关内侯(准侯爵),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政务署(中书)或秘书署(尚书)的单位主管(诸曹)。然后,二人又共同拟定,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保荐杨兴能力非凡,应考虑使他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
石显看穿二人诡计,报告刘奭。于是逮捕贾捐之、杨兴下狱。刘奭命石显负责审讯,审讯后,石显复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奸诈,行为虚假,互相标榜,企图谋取政府高官位置,欺骗皇上,大逆不道。”贾捐之绑赴街头斩首,杨兴被剃光头发(髡刑),罚做苦工。
司马光曰:
正人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还怕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怎能免掉灾祸?
司马光称贾捐之“以邪攻邪”,事实上,何来“以邪攻邪”?不过官场虫蛆在那里爬上爬下、钻营升迁而已。《资治通鉴》从郑朋开始,写贾捐之、写杨兴、写诸葛丰,把一群奔走于权贵之门,密室咬耳,寡廉鲜耻的官崽嘴脸,描绘得栩栩如生。
12改封清河王(首府清阳【河北省清河县】)刘竟(十任宣帝刘病已子)当中山王(首府卢奴【河北省定州市】)。
13匈奴(南匈奴【王庭设内蒙古阴山山脉北】)呼韩邪单于(十四任)挛鞮稽侯的部落,日渐壮大,而塞外野兽,经连年捕捉,几乎绝种,不能维持生活。同时,武装部队休养补充之后,战斗力提高,足以自卫,不再担心郅支单于(北匈奴单于。此时在康居王国【首都卑阗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东部国境)的袭击,很多大臣建议回到瀚海沙漠故土。呼韩邪单于又拖延了一段日子后,终于北返(王庭复设于蒙古国哈尔和林市)。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重新取得联系,国家初步安定。
资治通鉴原文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何在哉!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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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问对错,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的做法在职场中其实也很常见!有些时候感觉很多领导者来处理这类事情,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谁对谁错,然后进行处理;而是心里感觉到出现争执的双方为啥好好的就搞出事端来,让我不得安宁!心中有气,所以无论对错,给双方都来点惩戒!毕竟有很多的领导者,其实能力水平和见识也都有限,对他来说,弄出了问题,影响到了表面的和平稳定,就足够让他心里不快,更不要说还需要让他亲自出手来处理问题了! 所以在这类领导手下做事,有时候要明白对错并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