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凉州羌乱

中央之国的形成 [第3回]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汉王朝对中央之国版图的最大贡献，是将视野延伸到了天山南北。此后历代王朝在西域的存在虽时断时续，但这个记忆开端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在祖先崇拜信仰熏陶下， “自古以来”意识强烈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历史记忆让他们很难割舍这片土地，哪怕它暂时看起来会成为内地省份的财政负担。

在所有能够帮助人们回溯那段记忆的证据中，1995年出土于新疆尼雅古城的汉代蜀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因其预言般的文字而倍受世人瞩目。如此祥瑞若是放在王朝时代，甚至可以让帝国皇帝更改年号以示庆祝。

鲜为人知的是这块织锦其实只是半块，属于另一位战士的那半块护臂上还有三个字——平南羌。每个王朝在末世之时都会遇到内忧外患叠加而来的困扰。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了抵御外患而不得不在内部征收更多资源，由此透支的内存和激起的民变又反过来削弱王朝抵御外患的能力。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外遇到的外患主要来自于长城以北，不过拖垮东汉王朝的“外患”却是来自于西北的羌乱。

以当代的国家概念来说，将羌乱视为外患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因为那部分让东汉王朝感到头痛的羌人，在当时已经被纳入了王朝的统治序列。事实上即便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者，很多也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甚至内迁至长城以南。从这个角度说，“羌乱”的属性应该和“黄巾之乱”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将之视为外患更多是放在当时的认知背景下，无论将之称为西羌还是西戎，对坚守“华夷之辩”者来说，始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

不过将华夷之辩单纯理解为血统观亦是有失偏颇的。类似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说法，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共识，更何况真从血统角度来说，原始西羌本身就是所谓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基因供给者。在面临更复杂的民族融合问题时，华夏认同已然演化成为了一种文化认同。大到天下终归一统的政治意识，小到依中原习惯改变姓氏，都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

到底应该将羌乱定为外患还是内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羌乱并非只出现在东汉末期，自汉武帝出于断匈奴右臂目的将帝国疆界延伸到河西、河湟之后，就必须面对羌人不时的反抗。如果再从整个中央之国的层面往前追溯，你会发现秦人乃至更早的周人，在黄土高原的成长期就是一部与羌人的博弈史。而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成长和中央之国的扩张，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原习俗的羌人，活动范围开始越来越向西偏移。

羌乱对于两汉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但对比下来东汉王朝所受的影响却要大得多。在整个东汉王朝存续期间，仅大规模羌乱就有不下五起。这种变化的产生与东汉两个地缘政治调整有关：一是政治中心的东迁；二是羌人的内迁。

先来说说政治中心东迁的影响。以长安和洛阳为两京，是自周王朝以降至隋唐时的通行做法。对于崛起于黄土高原的王朝来说，这种东西并重的做法即可稳定自己在关中的基本盘，又可通过洛阳延伸在中原之地的控制力。只是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管是将都城定为两个还是更多（历史上还有五都的设定），始终还是有一个主副之分的。

由于权力中心分别定位于长安和洛阳，后世将两汉分别标注为西汉和东汉。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倒不是在评判两京的谁更重要，而是取决于两汉的崛起之路有所不同。被项羽分封为汉中王的刘邦，在暗渡陈仓后拿下关中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此前因善待秦人所积累的认同感，使之可以背靠关中复制秦国的崛起之路；崛起于南阳、依托关东豪强起家的刘秀，则认为洛阳更能够帮助稳定基本盘。倘若季汉属性的蜀汉政权能够北伐成功的话，大概率也是会以长安为主都。

权力中杻的位置对关注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将都城定位于洛阳，帝国中央客观上对中原的变动会更为敏感些。东汉王朝能够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对策压制爆发期的黄巾之乱，与洛阳直接承压有着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对策后患无穷）。反之当凉州之地羌乱不止时，态度就容易发生动摇。以至于在王朝后期一直有放弃陇右，将陇山作为防线的声音。

显然即便长安和关中地位有所下降，放弃陇右的代价也是不可承受的，这将使得富庶的关中变成前线板块，并由此成为分裂者的根据地。这种声音的出现，更多是暗示着凉州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已经没有西汉那么高。虽然通过继承前朝的地缘政治遗产，东汉还在西域设置有“西域长史府”的管理机构，甚至对匈奴延续着战略压制之势，但无论是凉州还是西域，客观上都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单纯从解决羌乱的角度来说，放弃陇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羌人并不只分布于陇山以西地区。迁移人口一直是地缘融合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立杆见影的手段。比如西汉在征服河西、河湟、河套等地之后，就向这些地区强制迁徙了大量人口进行农业开发。除这了种被称之为“移民实边”的外迁政策以外，还有一种则是将被迫投降或者主动归顺的边缘部族内迁。这样做为了打破其原有的部落联盟关系，也方便就近监控。

早在西汉王朝时期就有迁徙羌人的做法。不过当时只是将之安置在金城、陇西等凉州边郡的塞外部分，规模也较小。考虑到这些地区原本即为羌人世居之地，这种做法在当时更应定性为一种对臣服羌人的怀柔政策。就像汉武帝在河西之战后将归降的浑邪王、休屠王部，将之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辖地塞外部分并建立“五属国”一样。即让这些边缘民族有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又能为帝国安全提供的缓冲。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在西北控制力的下降，长城终不再成为内迁范围的底限。兼具农、牧双重属性的羌人，被大量内迁至塞内。不仅陇山以西、河西以东的凉州诸郡被大量迁入羌人部落，陇山以东的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乃至关中的三辅地区都散布有羌人的安置地。

基于这一特点，原本被统称为“西羌”的羌人，被东汉王朝以边塞为界分割西羌和东羌两部分。大体上生活在陇山东西、渭水流域的羌人属于东羌范畴；生活在金城郡、河西四郡、河首地区的羌人属于西羌范畴。

在整个黄土高原上内迁羌人，使得羌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种做法固然体现出“分而治之”的原则，但内迁并不代表主动同化。要知道即使在中央集权体系下，帝国中央的所能直接委派的官员，调配极限仍然只能到县一级，这一特点被形容为“王权不下县”，县以下则需依靠地方自治。

基于文明属性，这种地方自治主要依托的是宗族势力。这意味着那些内迁羌人的最基层管理，仍然必须依赖其原有的氏族关系。这一模式固然降低了管理难度，却也让内迁羌人更难被环境所同化。

在羌人还保有其原有氏族关系，及族群认同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反倒让陇山这条塞内防线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在内迁羌人和其他边缘民族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为帝国的边境战争提供兵员是最重要的一项，客观上维持了羌人的战斗力和对原有属性的坚持。基于羌人这种即保存了氏族关系，又保留了军事能力的属性，他们的领袖在当时被称之为“豪帅”。想要突出其异族属性，还可以称之为“酋帅”。

对比还需要选择有军事能力的豪杰，作为投资对象的豪强们，天然具备双重优势且对王朝归属感不那么强的羌人豪帅们，会更有武力扩张舒适空间的冲动。讽刺之处在于，将之征调于边境保卫帝国安全的举动本身，很多时候就是羌乱的直接导火索。

在两汉王朝与羌人的恩怨中，先零羌的的命运颇具代表性。早在汉武帝时期向西扩张之时，先零羌就是羌人诸部中最为强大者。西汉平羌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赵充国平西羌之战”（公元前61年），汉军所面对的主要对手亦为先零羌。

在东汉名将马援再次击败这个顽强的反抗者（公元35年）后，先零羌被分散内迁至陇山东西诸郡，成为东羌的代表。公元107年，先零羌首领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串连从陇右至河西各地的羌人部落，向三辅地区发起攻击。公元184年冬-189年间凉州再次爆发羌乱。这一次生活在陇右先零羌又再次成为了羌乱的参与者。狭义的 “凉州羌乱”所指向的便是这场羌乱。

单从这场凉州羌乱的发起时间来说，无疑是被东部黄巾之乱的所触发的。不过结合刚才的解读你会发现，连绵不绝的西北羌乱耗费了大量帝国财力、增加农民负担方是关东民乱的深层次原因。以此来说，将中央之国拖入三国时代的原因并非黄巾之乱而是羌乱。事实上，不在大历史层面探究战略因果，仅就触发东汉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来说，归因于凉州羌乱同样比黄巾之乱亦更有说服力。

然而这口锅实则并不应该由“羌”而是由“凉州”来背。观察借凉州羌乱而崛起的军事集团，大家会发现无论借由这场动乱起家的马腾、韩遂都并非是羌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有着显著的凉州属性，且与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籍贯关中（陕西扶风）出生于陇西郡的马腾，母亲即为羌人；身为金城郡人氏的韩遂，亦一直在当地为官。借平息凉州羌乱起家的董卓也是陇西郡人，年少时特别喜好与羌人豪帅结交。

董卓是如何借平息羌乱起家的问题，会放在后面再行解读。这部分内容要解决的是凉州意识形成及割据特点的问题。内迁羌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使之虽然不时举兵起事，但终究在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先零羌那次在北地自称“天子”的举动，已是最大的一次政治作为。

与此同时，长期身处动乱前线，又让世居于凉州尤其是陇右地区汉朝官民，拥有比其它州部更强的武力值和地方意识。那些从帝国其它地区调驻于此的官员，不仅处理复杂民族问题时缺少经验，更难以让本地官吏信服。

在共同的地理背景下，凉州意识开始取代民族差异。羌人逐渐意识到，在无法与整个帝国为敌的情况下，在熟悉凉州事物的地方官吏中寻找代言人，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日后的三国博弈中，那些出身于凉州的将领会更容易取得羌人的信任（比如姜维）；反过来眼见帝国风雨飘摇的凉州地方势力，也需要借助羌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的影响力。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凉州羌乱的起因虽然是羌人借帝国无暇西顾之机起事，但很快便与地方官员和军事将领聚合在一起，将动乱演化成为了“凉州之乱”。

那些更有资格与帝国中央谈判的原汉朝官吏，成为了凉州之乱的最大受益者。比如韩遂就是这样被金城羌人主动推上领袖位置的；稍晚加入叛乱的马腾，最开始的身份也是汉阳郡招募来平息羌乱的地方将领。将汉朝地方官吏推上前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凉州羌乱”变性为汉羌结合的凉州之乱后，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军事集团几次尝试攻击行政标签为“三辅”的关中地区。只不过相比此前同样这样做的先零羌，清君侧（具体为诛杀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旗号要显得这些行为更有“正义性”，更容易作为谈判筹码。从结果上看，韩遂、马腾二人的确也因此而洗白身份，成为东汉王朝正式认可的地方诸侯。

关于韩遂与马腾时而结盟、时而为敌的二人关系，通过三国演义大家都很熟悉了。以诸侯割据的模式来说，必定各自有根据地。那么他们在凉州又是如何分配地盘的呢？其实前面的内容已经透露出相关信息。作为金城人氏的韩遂基本盘在包含当下甘肃省会兰州及青海省会西宁的金城郡。占据这个位置，除可以将金城所辖的河湟谷地作为根据地以外，还可将身后河西四郡作为势力范围；在汉阳郡起家的马腾家族，则以渭水上游河谷为根据地向下游的关中平原扩张。

无论韩遂还是马腾，崛起的背后都离不开羌人的支持。结合三国地理篇对凉州的解读，以及东汉对东、西羌概念的划分，你会明白韩遂所争取到的是塞外西羌，马腾家族的影响力的则在塞内东羌。以地缘政治价值来说，后者要高于前者。毕竟东羌的分布范围是跨越陇山渗透至关中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被朝廷招安之后，韩遂被封为官职较低的镇西将军回到金城，而马腾却被封为官职更高的征西将军留在了关中。与其说这是朝廷的意思，倒不如说是二者根据自己的身位，得到的地盘。

马腾能够得到较好身位，与它的出身有着直接关系。其本身是关中人氏（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父亲是在陇西为官定居后娶羌女生下了他。这使得马腾家族即能取信于羌人，又能在关中、陇右两地获得认同。正是有了这双重地缘优势，马腾和马超两父子进入政治舞台中心角逐的欲望，较之以塞外西羌为后盾的韩遂要强烈的多，也更希望在在凉州军事集团中获得主导权。

除了被东、西两羌所认可的马、韩两股本土势力以外，混合属性的凉州在三国时代还诞生了第三股割据势力——义从胡。所谓“义从胡”指的是从归附的羌人、匈奴等部族中招募的军事力量。比如曹操后来就从南匈奴中征调丁，以“义从胡”之名编入军队。基于“以夷制夷”策略，早在公元88年，负责凉州羌务的“护羌校尉”即着手组建一支羌胡属性的部队，史称“湟中义从胡”。

在凉州动乱不止的东汉王朝，西汉隔断羌胡的战略已然失败，部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后来无法分清其区别的观察者，只能将西北地区的边缘民族笼统的称之为“羌胡”。湟中义从胡就是这样一支以镇压凉州境内羌乱为主要目标，所组建的羌胡属性的常规部队，其成员包含有匈奴、羌人乃至当年月氏西迁后遁入河湟的小月氏人。至公元184年的这场凉州羌乱时，这支雇佣军属性的军事力量，俨然已成为凉州羌乱中的胜负手。

双重属性让湟中义从胡即可以成为汉朝镇压羌乱的利器，也可能反过来领导羌乱。至于做什么样的选择，就要看时局的变化了。就这场羌乱来说，最先由镇压者变身为叛乱者的便是湟中义从胡。其与汉朝官方更为紧密的交融，亦使之能够审时度势的在凉州地方官吏中推选出代言人。

当马腾、韩遂凭借各自在东、西两羌的基础，通过中央政府授权成为凉州地方军阀后，看起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义从胡们，并没有彻底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是割据河首之地自立。

河首是一个大家感到陌生的地缘标签。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相当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位于陇西郡的西部。西部的黄河与东部的洮河是这一板块的地理边界，流经现临夏市（汉名“枹罕”）的大夏河则是它的地理核心。

地理篇的解读告诉我们，除沙漠绿洲属性的河西四郡以外，陇山以西的凉州地区在水系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以汉阳郡为代表的渭水上游地区，和以金城郡为代表的黄河上游地区。而河首之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两大板块的连接部，但又具备唯一性。背靠青藏高原的位置更是凭添了一份安全保障。

受地缘潜力所限，河首之地在历史长河中一般只能凭借它的特殊位置，展现一些异于周边地区的地缘属性（比如现在的自治州地位）。在韩遂、马腾父子分别割据凉州东、西两端的情况下，河首的特殊位置为希望自立门户的那部分义从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河首割据的是一名自称“河首平汉王”的义从胡首领“宋建”（又称“宋扬”）。如果从羌乱骤起的公元184年算起，至宋建为夏侯渊所攻杀的公元214年止，这个弱小的凉州割据政权前后竟然存在了30年之久。

从这个政权和宋建本人的名字可以看出它的复杂属性。一方面，无论是宋建还是凉州羌乱时闪现过的其他义从胡领袖，如将韩遂推向前台的北宫伯玉，都已经显露出了汉化特征；另一方面其义从胡的属性，又使之很难像马腾、韩遂那样被中央政权招安为凉州的守护者。

如果不想就此湮灭，在马腾和韩遂之间充当缓冲者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这两方任何一方想吞并自己时，都要思虑两个对手联合的问题。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只存在于凉州为割据状态时，公元214年当马超为曹军所败，被迫退出汉阳投奔在汉中的张鲁后，无论是“河首平汉王”还是金城韩遂的好日子也都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