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26 第四章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藏经洞文书的发现与流散


1900 年，发生了两件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耻辱的大事。一件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光绪仓皇避难，北京陷落；另一件就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在我看来，藏经洞的发现，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这一发现象征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曾经的辉煌和近代以来的耻辱，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藏经洞就是位于莫高窟第16 窟甬道北壁的第17 窟。提到藏经洞，总是不得不提一个名字—王圆箓。王圆箓是湖北人，光绪初年在肃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区的一个巡防营当兵，后来当了道士。1900 年6 月22 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从洞内出土了公元5 世纪至11 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五万余件。

王道士本人很可能并不确定这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编造了一些离奇故事。一种说法是，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清晨，因为听到天炮震响，山体突然开裂，出现了一个孔洞， 里面仿佛有光，他沿着裂缝用锄头那么一挖，就发现了藏经洞。他把这次发现看成上天对他的虔诚礼佛所给予的回报。他的弟子还把这稀奇古怪的故事写入了他死后的碑文。但是，法国人伯希和的回忆不是这样。王道士曾经对伯希和说，自己是佛的忠实弟子， 并且得到了佛的认可，于是佛示意他去挖掘一个价值连城的密室。遵照佛的旨意，他果然发现了藏经洞。

围绕着藏经洞，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有学者说： “藏经洞，中国人是偷，外国人是抢。”

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先是把它翻检一遍，目的是寻找一些值钱的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所期待的金银财宝，于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可否把这些经卷变成钱财，用来修复洞窟。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请敦煌当地的士绅来参观，可是这些士绅并不真正懂得这些文献的价值，于是他只能报官，希望得到官府的赏赐。他报官的方式是，直接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搬去两箱经卷，还有许多绢画拓片。汪宗翰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官员， 他也像王道士一样，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后，随身带走一两卷自己喜欢的。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甘肃布政使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封存藏经洞文物。汪氏责令王道士严加保管，不许外流。

汪宗翰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能够早日离开敦煌这个蛮荒之地，希望能够用这些经卷取悦上司。他把王道士送给他的两箱经卷分赠给了甘肃的一些官员，其中就包括叶昌炽。叶昌炽是清朝著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碑帖很有研究，他当时担任甘肃学政。敦煌县令把藏经洞的佛经送给叶昌炽之后，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官员们闻讯纷纷前来索取藏经洞文献，藏经洞文献开始迅速在甘肃省内流失，这些在叶昌炽的日记中有记载。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们获悉。第一个来到藏经洞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斯坦因和蒋孝琬很快发现王道士根本不懂佛学，对佛教也知之甚少，但是对唐僧非常崇拜，于是这个蒋孝琬就利用王圆箓的信仰，谎称斯坦因是从印度踏着玄奘的足迹来到中国的，为的是完成玄奘交给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玄奘委托他把当年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再重新带回印度，如果王道士成全，必然功德无量。这个荒谬的故事居然赢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反复提到他看到藏经洞被打开时的兴奋和激动。他看到藏经洞内的景象时，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文。斯坦因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斯坦因决定立刻结束他的探险，取道印度折返伦敦。王道士同斯坦因和蒋师爷约定，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当然斯坦因并没有忘记施舍给这位“恩主”一些“功德钱”，据说只是区区四锭马蹄银，合二百两白银。王道士意识到此举可能是在犯下滔天大罪，但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斯坦因是唐僧的使者”，以此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不久之后，也就是1908 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的后尘到达了莫高窟。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研究员，他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从一个名叫载澜的人那里偶然间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同时也看到了载澜随身带着的藏经洞经卷。于是他立刻改变了原计划，马不停蹄地扑向藏经洞。到达敦煌之后，他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藏经洞。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的经卷，伯希和心有不甘，为了把精品全部挑出来，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了六千多卷精品经卷，两百余幅绢画，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举国震惊。

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一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法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的小洞窟了。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藏经洞文献的命运带来了一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的唐景教碑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抢救和保护敦煌藏经洞文书方面，他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 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了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京师。

王道士得悉后，又私藏若干敦煌文书。学部派员在押解沿途，亦偷盗其中的一些精华写卷。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天，剩余的敦煌文书才运到北京京师学部，后来又移藏到了北京图书馆。可以说， 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等到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经四百余卷。 1914 年，斯坦因又来到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从王道士处再次骗购五百七十余卷经卷。

1914—1915 年，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组织考察队，亲任队长，带领多人到莫高窟，窃取洞窟中彩塑、壁画、绢画、麻布画、纸画、幡画、工艺品等文物三百余件。

1924 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到莫高窟，在十天时间里，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 等唐代洞窟的十余幅壁画，窃取第328 窟唐代彩塑供养菩萨一身。

今天回顾敦煌的这段历史，我强烈地感到，艺术和文化与国力有着紧密的关系，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和没落的莫高窟，在艺术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中，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