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勇气（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1

江一燕在演艺圈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二+四岁就凭借《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走红，当其他演员忙着拍戏、参加商业活动时，她却跑去写歌、演话剧、写作、旅行、摄影。她自“江小爬”，她的粉丝和志愿者也被称为“爬行团”、“我们可能走得很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奋力爬”。

本是演员的江一燕，竟渐渐在摄影圈也有了一些影响。2015年，江一燕的公益影展在北京798开幕。在她的镜头中，有火山，有极地，也有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斑马和长颈鹿。她的摄影作品曾入选《美国国家地理》

这些年，她更为人熟知的称谓是“小江老师”。从2007年开始，她坚持每年抽出一段时间去广西巴马山区小学支教、长则一月，短则周。“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是无价的。”江一燕说，“我选择每年去看望那些孩子，帮他们做一点小事。”

这就是江一燕，一个非典型的女明星。她常说:“我做的事情走的路，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小小的，但它是可以深入人心的。”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体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体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提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忙就忙在许多要填写的各式表格上。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体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


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不休学不行吗?“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体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格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能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我的那一绺床板终日裸露着鏠隙宽大的木质板面，晚上就把被子铺一半再盖上一半。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短缺麦子而苞谷面还算宽裕。这样的生活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超过能搭得起灶的学生人数，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姓的一排供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糖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篓菜或家制的腌辣椒，说笑和争论的声浪甚至压倒了那些从灶房领取炒菜和热饭的“贵族阶层”。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一点五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果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我上完初一第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
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在整个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我那年刚交十三岁，从未出过远门，而一旦出门便是五十多里远的陌生的城市，只有星期六オ能回家一趟去背馍，且不要说一周里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迫切渴望了。然而每个周六在吃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后便进入感情危机，我必须说出明天返校时要拿的钱数儿，一元班会费或五毛集体买理发工具的款项。我知道一根丈五长的橡子只能卖到一点五元钱丈长的橡子只有八角到一块的浮动区。我往往在提出要钱数目之前就折合出来这回要扛走父亲一根或两根椽子，或者是多少斤树根劈柴。我必须在周六晚上提前提出钱数，以便父亲可以从容地去借款。每当这时我就看见父亲顿时阴沉下来的脸色和眼神，同时，夹杂着短促的叹息。我便低了头或扭开脸不看父亲的脸。母亲的脸色同样忧愁，我似乎可以看;而父亲的脸眼一且成了那种样子，我就不忍对看或者不敢对看。父亲生就的是一脸的豪壮气色，高眉骨大眼睛统直的高鼻梁和鼻翼两边很有力度的两道弯沟，忧愁蒙结在这样一张脸上似乎就不

堪一睹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一定要念中
学呢?村子里不是有许多同龄伙伴没有考取初中仍然高高兴兴地给牛割草给灶里拾柴吗?我为什么要给父亲那张脸上周期性地制造忧愁呢…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得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体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这在五十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的一个，座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啊一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陈忠实是来自陕西的作家，是当代屈指可数的几位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因为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由此而获得茅盾文学奖。今年是陈忠实先生逝世一周年、《品莹的泪珠》是陈忠实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生活一个动人的片段。一个孩子在绝境中遇见了一个可爱的老师，那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光亮，久早的甘霖，足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