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维儒：还原汪曾祺笔下的文学地理和旧时足迹

姚维儒是江苏高邮人，职业是医生。作为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多年来，他专注于研究同乡汪曾祺及其作品，一直在追寻汪曾祺的文学之路上行走。

7月16日，“青睐”云课堂特别邀请到姚维儒先生，和“青睐”朋友畅谈汪老那些文字中的人、事、物的变迁。他通过多年的走访和研究，还原出汪曾祺笔下关于故乡高邮的文学地理，重温汪老在故乡的旧时足迹，寻找汪老笔下那些原型人物的遗存信息。

我在高邮东大街长大

我是在高邮东大街长大的，作为汪曾祺的街坊邻居，对汪老，我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特殊情感。

东大街曾经是旧高邮主要的繁华地段，是联系城乡的水陆码头，粮食、柴草、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汪曾祺先生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大多是讲述这里独特的市井百态、人文风情，且又仅以草巷口为圆心，以他所能涉足的距离为半径，方圆并不大，时间也局限于他19岁离家前的青少年时代。汪老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有原型，所以让在东大街上长大的我读时倍感亲切，我知道那些原型人物的过去和现在，能指出沿街商铺的具体位置和变迁。

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曾对我说：“汪曾祺研究亟待深入，作为汪老的同乡，不能像外地专家学者们那样‘纸上谈汪’，高邮文化人要写出一个鲜活真实的汪曾祺，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研究汪曾祺的最大贡献。”陆老师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作家王树兴也鼓励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多写汪曾祺。他们的激励，为我如何硏究汪曾祺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为了能形象立体地反映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位置，以及汪曾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行走路线，我几易其稿，手绘制作了“高邮人民路解放前工商业分布示意图”和“汪曾祺旧时足迹示意图”，再现当年的历史状况，使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文学地理位置一目了然，便于外地汪研、汪迷们直观了解。

汪曾祺故居（改造后）

汪曾祺诞生已百年，笔下人物都已作古，了解其人物故事的街坊邻居及后代的人也寥寥无几。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些人物的遗存信息，做了深度挖掘和走访。我感到，在这样的绘图和走访中，我和汪曾祺的距离又被拉近了。

寻访《异秉》的后人们

汪曾祺的《异秉》是近年来被评论较多的一篇小说。许多外地汪迷到了高邮，能见到《大淖记事》的大淖、《异秉》中王二的后人，就算不枉此行。

前几天我特意去了草巷口25号。王二的“薰烧”店开在东大街保全堂隔壁，真正的住家及作坊不是后街，而在草巷口25号。巧呢，门正开着，王二孙媳妇满面笑容地迎出来，王二孙子王正亮也在家。家里清清爽爽，摆布得当。俩人都退休了，儿子一家在苏州。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悠闲。王正亮知道我的来意，便说：“许多事情我都清楚，想了解什么尽可问我。”

汪曾祺文中曾写道：“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逼仄，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

王二家不“只有四口人”，而是个大家庭。爹爹（爷爷）王广喜共生三男两女。大儿子王宝山与二儿子王高山一直住在草巷口，这里过去既是住家也是作坊。他家真正的主业是做砂炒，薰烧是副业，后来也卖盐，买卖粮食。

《异秉》中王二之子王高山

那时王家的薰烧做得红火。对于蒲包肉，汪曾祺在《异秉》中是这样描述的：“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片，很香。”

王二家的砂炒和薰烧店一直开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就关门歇业了。王二于1966年病逝，享年73岁。

说到爹爹王二，王正亮有点动情。他说爹爹乐于助人，逢到年关岁尾，常提着灯笼去接济穷人，还往穷人家的门缝里塞钱，一般困难的塞两块，十分困难的塞五块。时间长了，人家都知道是王二塞的。

家有传承，在王家是个很好的例证。王二三儿子王蔚如的女儿王正军、女婿吴建兵25年前下岗，为了生活，在王蔚如的指导下，干起了蒲包肉的老本行。

他们先是在人民路与傅公桥路丁字路口摆摊子，两年前干脆在汪曾祺纪念馆对面开了个“王二蒲包肉店”。由于食材到位，制作精良，声誉很好，高邮许多饭店都认“王二蒲包肉”，外地人也慕名而来。为了适应形势，他们还做起了“真空包装”，干起了网络“云服务”，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2018年4月10日，汪曾祺之子汪朗在王二蒲包肉店前与王正军合影，这张照片张贴在“王二蒲包肉”店前，成了最好的“广而告知”。

王正亮告诉我，两个孃孃都去世了。大孃孃嫁给五柳园茶馆的大儿子胡才元，后因病去世。小孃孃作为填房又嫁给了胡才元，共有八个子女。五柳园在过去是个家喻户晓的茶馆，茶馆下午开办书场，1956年公私合营后，北门大街上的饭店仍沿用五柳园老招牌。

汪曾祺文化街区近日进驻了一家玉石古董店，里面琳琅满目都是珠宝玉器、奇形怪石和紫砂茶具。店主眉目清秀、文质彬彬，一身浅灰色中式扣袢的衣服非常得体，似文化人，更像居士。我上去攀谈，一问姓胡，大名士荣。我接着问胡才元是你什么人？他答是家父。这么说来，“王二”正是他的嫡亲外公，他与王正亮是表弟兄。

胡士荣在家排行老八，人称“八子”。他自承祖业，干起了烹饪，在省、市、县级的烹饪大赛中都获过大奖。他先接手一家饮食店，办起了“同兴楼酒家”，后来被饮服公司外派到北京理工大学做厨师，接着被招至外交部生活服务处，后又被外派到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做厨师。

在外交部工作期间，钱其琛部长与他合过影。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唐家璇部长访问阿尔巴尼亚，在接见使馆主要工作人员时就问大使：“小胡为什么没来？”大使派车将胡士荣夫妇接来。

前后六年的特殊经历，让胡士荣的眼界大开。在外工作期满回国后，正遇上社会的下岗浪潮，他没向公司提什么条件，只要求将“五柳园”的注册商标给他。他先在南海五区办起了“五柳园饭店”，后将文游中路行政中心附近一处两层框架结构的房产买下，最终将“五柳园饭店”的招牌挂到了这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后因患糖尿病，休业转租给别人。

1991年10月，汪曾祺第三次回家乡高邮。他妹婿赵怀义决定在家里办家宴招待汪曾祺夫妇及亲朋好友。要办高规格的家宴非得找厨师不可，找来的大掌勺就是胡士荣。汪老特为胡士荣题写了“同兴楼酒家”五个字，是苍劲古朴的隶书体。

我问他为什么又干起珠宝玉器行当，这与厨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啊！他告诉我，在北京的日子里常逛寺庙，冥冥中感觉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日后他常阅佛经，慢慢悟觉佛教的理念。至于做玉石，权当消遣，并不想在上面谋什么利。与之交流中，他时不时会说出几句妙言警句，有睿智的气息。人很低调，似乎把人生看得通透了。

分手时胡士荣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以石会友，雅玩益寿。这八个字应该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现在他选择与汪老为邻，也符合他的人生理念。

《鉴赏家》叶三有原型

小说《鉴赏家》写“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匋民”，还塑造了叶三这一独特的“鉴赏家”形象。《鉴赏家》中的季匋民与果贩叶三结为至交，同室论画，视为知己，地位的悬殊并未影响他们的交流。

季匋民的原型是高邮人，原名王甄（1894～1940），字陶民。王陶民出身名门望族，8岁开始临摹学画并临帖习字，是传统的水墨画家。当年曾闯荡上海滩，任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和上海美专国画系教授，兼任上海《美术生活》周刊特约编辑，与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王个簃、周碧初、刘海粟等著名画家或共事，或交往。但他始终自命清高，未融入上海主流画界，后因得罪吴昌硕等人，不得不返回故里。但汪曾祺父亲汪淡如对他的画十分欣赏，并与之交情笃深。

高邮文化学者朱延庆日前告诉我：“《鉴赏家》里的叶三也是有原型的，人称陈侉子，江苏涟水人。他的儿子陈广元住在人武部附近，手上应该有王陶民的画，不过几年前陈广元去世了。”朱老师的话引起了我的寻访兴趣。

陈广元一直在武宁乡任教，平时也喜欢写写画画。陈家老宅在察院桥6号，目前是陈广元的大女儿家蕙一家居住。此房三大间，堂屋开了个后门直通玉带园绿化带，环境不错，堂屋西板壁上挂有陈广元的两幅水墨画。

家蕙告诉我，其父陈广元去世已经9年，享年85岁。爹爹叫陈宝贵，由涟水来到高邮，先拾荒，后做水果生意。他们全家1969年下放到三阳公社，第二年爹爹身体不好，被他们接到乡下，不久就病故了，去世时70多岁。小脚奶奶1981年去世，92岁。

《高邮县志》载：“陶民择友有所取，在邮至好有二人：一是中医师夏宗彝……另一人是卖水果的陈宝贵，他爱画、识画，具有鉴赏力。”随着汪曾祺的《鉴赏家》问世，知道陈宝贵及其子陈广元的人越来越多。1991年，陈广元拿了10幅王陶民的画给汪曾祺欣赏，汪老说王陶民的画比范曾好，也不在齐白石之下，可与林风眠相比。

与《卖眼镜的宝应人》后人聊天

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提到“卖眼镜的宝应人”，1993年10月26日又写了小说《卖眼镜的宝应人》，可见卖眼镜的这位宝应人在汪曾祺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

汪老笔下这位卖眼镜的我从小就认识。他戴副近视眼镜，爱穿一袭长袍，左手半捧半托着一个装满眼镜的木头匣子，经常从我家门口经过。当时的小县城就他们家卖眼镜。卖眼镜的撑不起一个铺面，也没有摆摊的，也没有吆喝的，他就走着卖。他左手上的木头匣子总是揭开着，里面装着二三十副各种眼镜。他所走的是运河沿线的一些地方。

我读了《卖眼镜的宝应人》，就知道汪曾祺写的就是这位老先生。汪曾祺说他“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久闯江湖，见多识广”。后来他的大孙子继承了他的衣钵，也以卖眼镜为生，叫朱啟祥，今年虚73岁，人厚道本分，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他曾听人说作家汪曾祺写到他家爹爹，但他没有看过。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没有心思去关心那些与他生活无关的文字。

他爹爹叫朱炳生，老家在江都樊川，父亲朱正仁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患癌症去世。他奶奶在二十几岁时“害痰”（化脓性骨髓炎），弄得满屋三间都臭烘烘的。爹爹抱怨了几句。一天傍晚，爹爹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叫人没人应答，掀起锅盖见锅里空空如也，他心里就犯嘀咕：人到哪里去呢？他拿水瓢到水缸去兜水，准备自己做晚饭，发现水缸里有个黑影子，用手去捞，原来是个人，顺势抓住头发往上拎，一看竟是自己的老婆。原来她受不了爹爹的冷言语，投自家水缸自尽了。爹爹连连跺脚，痛苦不堪，也后悔不迭，发誓终身不娶，从此过上了浪迹天涯的卖眼镜生活。

朱啟祥22岁那年，在舅舅和妈妈撮合下，他与表妹结了婚。朱啟祥虽说下放到农村，但并不安心在农村上工，24岁开始卖眼镜，像他爹爹那样，手捧眼镜木匣子跑三大镇。70年代末，落实下放政策，朱啟祥被安排到豆食品商店，但他散漫惯了，还是卖他的眼镜子去了。

朱啟祥共生有三女一男，当时一家人都是农村户口，日子过得很艰难。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朱啟祥将三女儿送了人，开始尚有联系，后来就联系不上了。朱啟祥的老婆三年前因尿毒症医治无效不幸离世，朱啟祥本人前年又查出肾脏恶性肿瘤（右）、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难复性腹股沟斜疝，血压和血糖也高。经过住院手术、放化疗，目前病情尚算平稳，朱啟祥说前年是他最最困难的一年。

目前朱啟祥独自生活，身体精神状态还好，只吃降糖药。儿女们经常回家看他。晚辈孩子当中，大姐姐的孙子在美国留学读博，目前已经留美工作。朱家卖眼镜的行当到此结束，朱家艰难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

大淖河边的忘年交

大淖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当时叫“大脑”。汪曾祺小时候写作文、做日记常提到这个地方，一般都写作“大脑”。他怀疑久矣，这地方跟人大脑有什么关系？后来，汪曾祺到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那里将大大小小的水洼都叫作“淖儿”，是蒙古话。后来汪老到内蒙古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叫作“淖儿”的地方。这越发证明了“淖”即我们这里的水塘，至于“大”，是状语。“大淖”，是汉语和蒙语的结合。汪曾祺说：“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换了一个说法。”这就是汪曾祺在1947年写的《鸡鸭名家》里将“大淖”写成“大溏”的缘故，后来再版时，他如释重负地将“溏”改成了“淖”。

大淖位于高邮城北。当年，大淖河边有炕坊、蛋行、草行、陆陈行、八鲜行，甚至还有粪行。汪曾祺先生小说《异秉》里王二的薰烧作坊、连万顺酱园店位于河边草巷口中段，往南是小说《徙》中汪厚基的家，东边是俞元泰炕坊、东玉堂浴室，它们构成了草巷口大淖区域的基本格局。

汪曾祺先生的家与大淖相隔一街一巷。街是东大街，巷是草巷口，属于大淖周边。他的父亲汪淡如开中药房兼行医，一度失去工作。一个职务为街长的人对汪淡如百般刁难，强迫他干脏活累活。也是基层干部的阎世俊看不下去，当面指责街长，不让他继续为难汪淡如。

阎世俊与汪淡如是忘年交，俩人有共同爱好，曾经一起拉胡琴、唱京戏。以后一遇风浪，阎世俊都明里暗里保护汪淡如。后来汪淡如与几位民间医生一起成立十六联诊所，算是有了稳定工作。1981年汪曾祺回故乡，曾专程拜访阎世俊，向他表示感谢。阎世俊今年96岁，比汪曾祺小4岁，精神矍铄，耳聪目明。

草巷口北边的人家姓侯的居多，他们中有的靠肩膀吃饭，也有的与挑箩把担、引车卖浆者有较大的区别。侯姓人家重视教育，他们中有人自己开了私塾馆。这些人的子孙，有米厂的管事，有车行的老板。

草巷口北的北窑庄则是姓李的多，大都很穷。李家人怎么会世代都穷呢？那时候的人，很自然地想到看风水。风水先生的解释是李家的桃子被猴（侯）吃了。于是李家人在大淖河东岸砌了土地庙，与侯家形成一个屏障。也巧，此后李姓人家逐渐富裕起来，而侯姓人家则有衰败的迹象。侯家人想拆除土地庙，为这事两家还打过官司——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

汪曾祺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善因寺住持铁桥，即小说《受戒》里石桥的原型，一个洒脱不羁的大和尚。善因寺在高邮庙宇最大、庙产也最多，原住持是铁桥的师父指南。指南把善因寺交给铁桥，自己舍大庙入小庵，到三圣庵去了。三圣庵位于草巷口北端，大淖河西岸，门前有三棵参天大树：两棵古柏，一棵钻天榆，环境幽静。指南相貌清癯，神色恬静，是个戒行严苦的高僧，曾于佛舍利子前燃二中指以作供养，由此有“八指头陀”的称号。

文并供图/姚维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