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19 第三章 苏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见

苏秉琦先生的一次召见

毕业离校前，发生了一件令我很难忘的事情。

有一天，苏秉琦先生突然派人来找我，专门把我叫到他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苏先生当时是北大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是与夏鼐先生齐名的考古学界的泰斗，为新中国考古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们这一代学生心目中，苏秉琦先生是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那苏先生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呢？

在校期间，我虽然没有很多机会向苏先生请教，但心里一直对苏先生充满敬意。此次苏先生专门找我去，令我既倍感幸运，也有点忐忑。到了苏先生的住处，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亲自为我冲了一杯咖啡，慈祥地对我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我突然意识到学校把我分配去莫高窟，其实是要赋予我一项考古的重任，那就是完成对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苏先生临走前的这一番叮咛，现在回忆起来我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分量。

每每回忆此情此景，我总忘不了苏先生和蔼可亲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教诲。和他的那次会面，好像就在昨天，让我倍感亲切， 又觉得这个使命沉甸甸的。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使命。在步出朗润园的那个时刻，我是恍惚的，我反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我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我更没有想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我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历经近半个世纪，我才得以完成其中的第一卷。我想象不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何其重要，而又是何其艰巨浩大的工程，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去的历史重任。我更想象不到，有一天敦煌研究院会让我走上领导管理岗位。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精力，几乎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但是，母校和老师们的这份嘱托我忘不了，完成莫高窟石窟考古报告的使命我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我忘不了，作为北大学子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志向我忘不了，敦煌石窟保护事业的重大责任我忘不了，我知道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去敦煌前，我回了一次家，在上海度过了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父亲那时候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沉重。最后我要动身的时候，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我掉眼泪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是不舍的，所以后来无论条件怎么艰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从不和家里说，我怕他们担心。每次我回家探亲，家人都会给我带点饼干，带点上海的奶糖。他们不多问，不忍心问；我也什么都不说，不忍心说。

父亲的那一句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另外支撑自己的还有一个美好的希望，那就是三四年以后，学校会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来敦煌，我一定会回到南方，和我的家人，和老彭在武汉团聚。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文革”之后，马世长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他离开了敦煌。而我当时正在干校，错过了北大的考研，也再一次错过了离开敦煌的机会。当年，父亲的求情信没有用上，后来那个“三四年后调离敦煌”的许诺，也没有实现。因为之后“文革”爆发了，北大的很多领导和老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我们，学校哪里还有能力顾及我们？而我自己呢，一再错失离开敦煌的机会。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就交给敦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