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上涨87%？聊聊那些年猪肉涨价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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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东西情报站》，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按计划来讲讲猪肉价格的故事。

猪肉是我国居民日常消费量最大的肉类，一年要吃掉5千万吨上下，占到全世界总量的接近一半。所以猪肉在我国居民生活当中的分量尤其重，无论是从物价角度，还是从产业链角度，都是如此。

由此就导致——猪肉价格的涨跌成了一个影响范围很广、程度很深的社会因素。每当肉价大幅上涨的时候，就很容易引爆舆论，成为社会不满的发泄口以及对中国、对政府进行攻击的切入点。这就使得猪肉价格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品问题了。

在讲猪肉故事之前，先给大家补充两个背景知识。

一、猪周期

这其实是一个养殖业的技术问题，我就不讲太细了，毕竟我们是讲政治经济的，不是教大家养猪致富的。

简单来说，就是猪作为一种大型哺乳动物，长得比较慢，跟鸡和水产品都不太一样——肉鸡40多天就可以出栏上市了，但是猪，即便不考虑母猪的问题，单独看妊娠—产仔—养育都需要12个月，如果考虑母猪补栏问题的话，那就需要超过18个月。这就导致了猪肉价格易涨难跌。

一旦出现一些打乱产业链的情况，比如发生疫情导致大规模扑杀，比如居民收入增长导致消费激增，再比如因为养殖业环保标准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导致短期内小养殖户骤减……只要供需平衡一打破，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价格上涨，那么价格就几乎一定会在高位维持很长时间，最快也需要12-18个月的补栏周期后才有可能回落。

这是受生物学规律限制的，它不像口罩这种工业制品，只要投钱，生产线分分钟拉起来，2个月时间，几十倍地爆产能。

这个特点大家应该是有体会的，2018年底猪瘟疫情爆发之后，持续大规模扑杀，导致整个2019年一直到现在，猪肉价格都维持在高位。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预期：从养殖行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5-8个月后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肉价回落。

有的人可能会提进口替代，这个只能说可以替代一部分，但是我们在猪肉上的占比实在是太高了，我们的缺口一旦大了，那就算是把全世界的出口量买光，也是填不上的。

二、“中国崩溃论”

这个论调近几年大家可能听得少了，但是很长时间里，在西方一些舆论当中，中国那是一年一“崩溃”，长期可持续“崩溃”。

整个“中国崩溃论”有四轮高潮：

第一轮——2002年前后

那时候，中国为了加入WTO做的很多准备工作，吸引了西方一些人的目光。尤其是中国提交了很多经济金融数据，一些学者和媒体就根据中国的数据得出了“中国银行业坏账率过高，经济存在造假”的说法，代表人物是托马斯·罗斯基和章家敦。时至今日，中文互联网上还有一个段子，叫做：本拉登怒撞双子塔，章家敦巧献崩溃书。

第二轮——2006-2007年

围绕包括猪肉在内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和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的问题，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社会即将因生活压力而解体的论调。不过，这一轮消退得很快，因为2008年到来，西方立刻无暇自顾了。

第三轮——2010年前后

次贷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复苏非常困难 ，但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数据却是一路高歌猛进。这种对比让西方内部出现了一些压力，所以开始有目的地转移视线，炮制了“中国经济依赖信贷和房地产，不可持续，即将崩溃”的说法。这个你肯定听说过，代表人物则是“末日博士”鲁比尼。

第四轮——2012-2015年

关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讨论，认为中国即将因为贫富差距而崩溃。

凭良心说，四轮高潮里指出的问题并非完全子虚乌有，比如入世前中国银行坏账确实一塌糊涂。但是，傲慢让西方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不肯放下身段来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细节，只是主观地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来做非黑即白的判断，自然就没法了解到真实情况。最后，让“中国崩溃论”成了一个持续近20年的笑话。

所以，做学问，还是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讲完背景知识，我们进入到2006年开始的猪肉价格故事。那一年的问题，比2018年至今的猪瘟要复杂得多。

三、那些年的猪价

我国有个“18亿亩红线政策”，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战略安全底线。但是我国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就是耕地不足——虽然国土面积广阔，但是地形复杂，多山多高原，实际可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远不如美国，甚至还不如国土小得多的印度，而人口又是美国4倍以上，算下来人均耕地面积不及美国的1/5。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限制之下，要保障国民吃饱是有余的，但是要吃好就有压力了。所以我国加入WTO之后，实际上主动放弃了很多主粮以外农产品的自给自足，放开了进口，这里面就包括了最重要的辅粮和油料作物——大豆，而大豆榨油的副产品豆粕同时也是猪的主要饲料。

1.埋雷——大豆价格上涨

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随着中国大豆进口和整个相关产业链投资的放开，“ABCD”四大粮企开始对中国大豆产业链进行深耕，持续大举收购、兼并本土企业和农场。

四大粮企是指美国的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取首字母组成“ABCD”。关于他们的阴谋论很多，大家不必多理睬。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四大粮企对国际粮食产业链的掌控深度，加上芝加哥和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力，确实可以干扰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

埃及就是最好的例子。原本的尼罗河粮仓由于不重视农业安全，粮食大量依赖进口和外资，被国际粮企深度掌控。2010年开始，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埃及国内社会矛盾立刻激化，最终在2011年底爆发了“茉莉花革命”，整个社会坠入谷底。

四大粮企在完成对中国大豆产业链的深度控制后，使得中国客观上对自己的大豆产品价格失去了掌控力。这一点在当初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说老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农村人刚进城，腿上泥都没洗干净”，没见过什么世面，哪懂城里人那么深的套路。

这之后，2005年、2006年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大豆价格持续上涨，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的累计涨幅：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豆粕价格接近翻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价格更是翻了3倍。

但凡年纪不是太小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那时候有个词叫“豆你玩”，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这自然就引起养猪成本的大幅上升。成本上升，利润变薄，使得这期间我国养殖户的养猪热情一直是不足的，存栏量扩张存在问题，这成了一个埋下的雷，而点燃这个雷的则是2006年中爆发、最终在2007年席卷全国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2.导火索——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爆发

当时我们的能力经验还远不如现在，比这次猪瘟处理得要差很多，最终导致全国生猪病死和扑杀接近1/10。

大家不要觉得“1/10好像也不多，这不还有9/10嘛”，大宗商品，边际交易决定边际价格，石油1%的需求波动都可能影响价格，1/10的生猪损失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以2006年初为起点，到2008年4月的最高点，累计上涨160%。

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应该很多人都有印象，幅度比当下这一轮更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条件和选择丰富度都远不如现在，所以对价格会更加敏感。

肉价涨成这样，自然民怨沸腾，舆论天天翻车，搞得政府压力也很大，开始出台大量调动养殖积极性的刺激政策，推动生猪存栏量扩张，试图平抑价格。可问题是，疫情可以防控，养殖可以鼓励，大豆和豆粕价格却居高不下，养猪成本高企，一时间头疼不已。

不过，努力的人，一般运气不会太差。

2008年中，次贷危机爆发，国际资本不暇自顾，在农产品期货上全面撤退，叠加危机引发的全球需求下滑，大豆和豆粕价格崩盘，半年时间腰斩——成本问题，解决了。

故事还没完。

3.扫雷——大豆战略收储

我国看到了大豆产业链和价格被控制的风险后，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开始了一件事，叫做“大豆战略收储”，这个词应该很多朋友也听说过。

简单地说，就是政府通过财政安排，扩大全球进口来源，调动中粮、中储粮为核心的国有粮食企业和各地粮仓，每逢价格较低就对大豆大量买入，作为储备，在遇到价格过高或者国际资本干预大豆市场的时候，再抛出储备，平抑价格。

其实在主粮上早就有这样的收储制度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扩大到了大豆上。

由于政府收储规模很大，而且保密，国际资本想要干预大豆价格就要很谨慎了。

2011年、2012年，中美两大国大豆收成都不太好，给了国际资本在2012年中再次干预大豆价格的机会，不过这次只持续了3个月就被政府不断抛售储备给“砸”趴下了。

打那之后，我印象里就没有人敢在大豆价格上跟中国政府抬杠了。一直到这次贸易战，大豆反而成了美国千方百计想要让中国扩大购买的东西，完全失去了当年的操控功能。

后来到了2009年5月，补栏的生猪持续上市，猪肉价格回落到阶段性低点，走完了一个完整的“猪周期”。相比2008年4月的高点下降了大概50%，也就是对折了，但比2006年初的起点还是高出了45%。

最后的这两个数字，就是今天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结论——物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单纯地用“通胀”这个货币因素来解释。

2008年4月的肉价高点叠加了至少四个因素：

第一，常规的通胀——确实，本世纪前15年，我们通胀一直不低

第二，常规的人工、场地成本上升——这也是我们的长期情况

第三，大豆这种国际原材料价格成本的暴涨，而且这里面有国际资本干预的成分

第四，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这种行业突发问题

而到了2009年5月，后两个因素被排除之后，就大致可以看做是通胀和人工、场地成本上升的常规结果了。

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确实是比较容易受通胀和人工、场地成本影响的，再叠加大家的消费质量不断升级，所以给人以价格涨得很厉害的感觉。

但其实，电子、电器、汽车等高价值工业制品，近20年价格一直是下跌的（可能只有手机是特例），这就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成果，完全对冲了通胀和人工、场地成本的上升；而日化用品和其他日用品，同级别产品的价格涨幅是比较小的，但是大家的消费升级非常厉害，总体成本也是明显上升的。

四、关于物价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国的电子、电器、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消费水平，其实是远超其他人均GDP在差不多水准的国家，比如巴西、东欧等。按理说，这是工业能力强、经济质量高的体现，总之，是个好事，但是西方往往是反过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怎么反过来呢？就是看对立面——基础消费品，指责中国恩格尔系数过高，明显比同等人均GDP的其他国家要高，所以认为我们的经济数据存在造假。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理论上这个指标越高，确实说明经济水平越低（吃饭都费劲嘛），但这里存在一个典型的由于傲慢、不愿意了解细节而导致的误判。

中国人恩格尔系数一直都偏高，这是个文化偏好的结果，中国人太注重吃了，全世界就没有别的国家像我们这么注重——开心了吃，不开心了吃，有事儿吃，没事儿了还是吃……变着法儿地琢磨吃，那支出能不高吗？要是都像德国人那样，香肠、土豆、酸黄瓜就对付了，那是简单得多了。

好了，到此为止，三要素之一的第一个要素“通胀和物价”就讲完了，下一个关于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的故事就跟后面两个要素（货币和资产）关系更大一些。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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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海东 审核｜朱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