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文化密码（二十二）

我们上一集说到清乾隆朝后期，眼见改朝换代的前夕党派冲突日趋激烈，希望洁身自好的户部尚书曹文植干脆以母亲生病需要他回乡照顾为由辞去了官职回到了扬州，老话说“无官一身轻”，曹文植想着退出了官场可以安享晚年，但回到家乡却发现他曾经依托的两淮徽商正面临着灭顶之灾——由于海堤冲毁，两淮盐场成了一片汪洋，要想重新修筑投资巨大，更主要的是是两淮盐运这些年已经累欠了数百万两税银——清康熙、雍正两朝广开财源的同时力行节俭，到乾隆中期以前，除了各项开支，国库里存放的库银达到四千万两上下，这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来自盐税，而其中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的大头。而到了乾隆朝晚期，国库里的库银只剩下了五百万两左右，其他的银子哪去了？除了战争、筑堤、建造楼堂馆所耗资巨大外，也在于盐税、尤其是两淮盐税的长期拖欠。由于乾隆皇帝与两淮盐商总商江春的特殊关系，因此心知肚明的各级官员也就装聋作哑，即使是专治各种不服的和珅在担任户部尚书时也会视而不见，这也是一般总盐商任期基本上都是五六年左右，但江春却担任总商近五十年，就因为江春与乾隆皇帝有着这种特殊关系，上面有皇帝罩着，其他人也就不敢拿盐运衙门的官员和盐商们怎么样，如果江春不干了，中间的这个链条一旦断了，那从两淮盐运使司的官员和盐商都可能朝不保夕。

而现在的问题是：江春这个链条没断，至少还在苦撑，可乾隆皇帝却要不当皇帝了，要改朝换代了。

之前大家都觉得十五皇子永琰资历平平，永琰也不了解各个衙门的情况。但现在要是坐上皇位情况就会不一样了。加上户部没有谁会愿意顶这个雷，而本来就喜欢抓大案的和珅一党也不可能放过向新皇帝表功的机会。那会怎么样？乾隆三十三年就查过一次两淮盐税亏空大案，当年两淮盐运使的高官有一个算一个全被砍了头，幸亏江春与乾隆皇帝的特殊关系，由于乾隆皇帝下了圣旨使得盐商们躲过一劫。现在要是换了永琰会为盐商说话吗？尤其是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估计改朝换代后的第一刀就会砍在盐运官员和盐商们的头上！

江春这个人为人高傲，眼见大厦将倾，他倒也还有一股视死如归的劲头。每天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闲暇的时候，在自家院子里看戏——后来徽班进京的那个三庆班就是江春家的戏班子。盐商大多是徽州人，又喜欢凑在一起，于是很多唱徽调的、也就是他们家乡调的戏班子应运而生，逢年过节、庆寿婚嫁被请到徽商家里唱徽调。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唱堂会”。而财大气粗的大盐商则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不会凑那个热闹而是自家组织戏班子，专挑家乡条件好的孩子请师傅从小调教，较之社会上的草台班子，这种私家班更显得有模有样有规矩,且当时徽调的名角也多在这些私家戏班，譬如江家的徽调戏班叫“三庆班”，挑大梁的就是当时被称为“坑死人”的徽调名旦郝天秀。

江春能沉得住气，可那些盐运使司的官员们却沉不住气，你江春不怕掉脑袋可官员们可不想掉脑袋。因此得知曹文植回到扬州，两淮盐运使伊龄阿就前来拜见——古代朝中大员退休回乡，地方官都需要登门拜访嘘寒问暖以示尊敬。对方虽然退了休，但毕竟在权力中心多年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既然你还要在官场混，说不定哪天就有需要这些退休官员帮助打通关节，所以拜访退休的高官也是地方官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伊龄阿已经顾不上将来如何如何，而是现在就已经火烧眉毛，他们拜见曹文植，一方面是打探高层的动向，更主要的是希望曹文植帮助他们在这场危机中能够脱身。也由此官员们说的多了，曹文植渐渐的明白了目前盐官、盐商，尤其是作为老友的江春的危险处境。

江春不肯过来看望自己，那么曹文植索性主动登门拜访江春。可以想象的到，此时相见两人都很尴尬，一个是高官但却退了休，一个是富商但基本上破了产，所以见面真的是相对无言。但江春几十年来曾给予曹文植大力支持，这个前途迷茫的时候，曹文植至少可以陪陪江春看看戏，既然说什么都尴尬，于是索性聊聊戏曲也算打发时间。

最初曹文植只是为了找些话题，但边听着戏边聊天，聊来聊去就聊到了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的全国戏曲大汇演。原来，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也是效仿他爷爷康熙朝的千叟宴，从北京西直门到西郊的畅春园沿途十六里搭建了一个接一个的彩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人们沿途走累了随时可以坐下来看戏。乾隆皇帝本来就讲排场，五十年的这场“千叟宴”全国戏曲大展演可以称得上是“百戏长廊”，除了我们前面说到过的昆曲、京腔、包括秦腔在内的各地梆子腔，我们前面我们说到过的山东柳子以及改造过的河南柳子外，还包括川剧、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四平腔、卫腔、乱弹腔、弦子腔、巫娘腔、弦索腔、唢呐腔、罗罗腔……各个戏曲剧种达到一百多种。当时。江春是应邀参加了这次千叟宴的。他本来就是个戏迷，而五颜六色、什么腔调都有，让他过足了戏瘾。一个一个的戏棚子看过来对于一个老人而言身体就有些吃不消。一个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居然看得如此痴迷让乾隆皇帝更为得意，还特意当众赏赐给江春一根特制的锡杖——锡杖就是用锡做的拐杖，但除了当腿脚不便的老人当拐杖外，锡杖还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这里多讲了，朋友们只知道锡杖还有其他意义就行了。而这次乾隆皇帝特意为他这位“布衣老友”送锡杖，大概主要目的也只是让江春看戏看累了，可以有个拐杖做个依靠。

而现在，这个锡杖成了曾经富甲天下的第一大徽商的精神寄托。但在与曹文植东一句西一句回忆着“百戏长廊”的各种戏曲演出时，江春忽然有了一种感慨：咱们的徽调那么的好听好看，怎么除了咱徽州人就没人知道？全国戏曲大展演，什么戏都登台亮相，怎么就偏偏没有咱徽调的一席之地？做高官、挣大钱咱徽州人毫不逊色，可咱徽调呢？徽州调怎么就只能是咱自己个的自娱自乐了呢？江春发感慨也是有原因的：在盐商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情况下，由于乾隆皇帝要办这个千叟宴，江春还是四处挪兑搞到了百万两银子助力千叟宴，可以说千叟宴的大部分花费都是江春出的钱。自己出了这么多的银子，近百个戏曲剧种却居然没有他喜欢听的家乡的徽调，自然让他耿耿于怀。说到徽调为何在京城难有一席之地，自幼就听惯了家乡的徽调，以后又在京城做了几十年官、既作为士大夫阶层喜欢昆曲、又接近王公显贵熟悉京腔的曹文植，眼界毕竟比江春开阔的多。徽调为什么不能在京城有个一席之地？是因为徽调有个短板，这就是徽调唱念道白都是徽州地方话、还是带着浓重的歙县口音的徽州地方话，除了徽州老乡和不得不与你打交道的商人外，别人根本听不懂。你都听不懂演员在台上唱什么说什么这样的戏你会看吗？就像乾隆皇帝说与你江春是布衣之交，可你当着皇上的面说的也是北京的官话，你要是只会说咱们歙县土话，你江春还能与皇上成为布衣之交吗？曹文植说的确实让江春连连点头称是，转而有了精神：那徽调可以改呀！

江春振奋起来：徽调可以改得人家听得懂呀，不外乎是多花点银子，多下点功夫。银子我出，再多的银子我江春也出得起。而如何能改成京城里的人喜欢的徽调我就不懂了。所以如何改全听你的，你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就这么着，江春出钱、曹文植总调动，开始了对戏班子进行改造。江家有自己的戏班子“三庆班”，曹家也有自己的戏班子，由于曹文植是从中央退休回来的，生怕和贪腐沾上边，于是曹家的戏班子叫做“廉家班”，“廉家班”的“廉”就是清正廉洁的“廉”。由于是自家的戏班子，曹文植觉得改造升级更便当一些。但曹文植毕竟是当官的出身而不是演员出身，想起来容易：当时在京城走红的各个戏腔都是对照《中原音韵》来的，按照《中原音韵》也就不难正音。可想起来是那么回事，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当时的徽调班子的大部分演员基本来自于徽州地区，从小就说的是徽州话，所以唱念道白已经养成了徽州话的习惯。这是自幼养成的语言习惯，不是你想改就改得了的。而即使改了，一上台光想着该发什么音了，别说台词、唱词了，手眼身法步全都乱了。

那怎么办呢？于是江春、曹文植下了决心为他们各自的“三庆班”、“廉家班”腾笼换鸟，而到哪去招收合适的学徒呢？而与大多数只会说徽州本地话的大多数演员不同，“三庆班”里唱的最好的郝天秀则是来自于安庆。郝天秀在吐字归音上就很自在，于是他们的目光投到了郝天秀的家乡，长江北岸、当时是安徽省首府的安庆。

安庆话要比徽州话在语音上宽泛的多，也因此也更容易按照戏曲所需的《中原音韵》来正音。更主要的是安庆是长江水域南来北往的大码头，由此安徽当地的花灯戏、来自湖北的汉调、来自江西的弋阳腔戏班子也时常在这里演出，因此当时的安庆人已经接触到了很多剧种。而当时选择安庆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庆班”唱主角的郝天秀老家就在安庆怀宁县，因此招收学徒更有说服力。于是曹文植与郝天秀来到郝天秀的老家安庆西南的怀宁县城所在地石牌镇招收学徒，当时年仅11岁的高朗亭就是被挑上的第一批学徒。以后高朗亭就成了三庆班的名角。

石牌镇唱什么曲的都有，也让曹文植想到了更多。过去，作为京官曹文植虽然看过各种戏曲，但除了官场上的人必看的昆曲、京腔外，其他的都只是走马观花，看看而已。而现在身份不同了，他现在是个辞官赋闲的闲散之人，而石牌镇的戏曲曲种再多，也没有京城多，所以能让他就近观察这些剧种的特色，考虑到哪些剧种容易被京城的观众接受——说到底，重新改造徽调的目的就是让徽调进入京城占据一席之地，那么就不光是一个让京城的观众能否听懂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哪些曲调能让京城的观众接受喜爱。比较之下，他更重视汉调。汉调我们又称楚调、楚腔，是前面我们谈到川剧时提到的弋阳腔、西皮、二黄进入湖北后在湖北演变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但汉调之所以与其他复合型曲调不同之处，在于它还融入了一种戏曲表现形式——罗罗腔。其实罗罗腔也是一种复合型戏腔，有点类似于当时风靡京城的京腔，所不同的是京腔是江西的弋阳腔与北京话的结合，而罗罗腔则是江西的弋阳腔与山西话的一种结合。这里说的山西话也不是所有山西人都说的语言，山西各地语言也有数十种之多，我们这里所说的山西话则是山西北部、以山西大同为中心的一个区域的山西话。较之其他地方的语言，山西话普遍声音较软，如果你不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而偶然到了山西，你就会感觉到山西话普遍很“软”，柔软的软，就是不那么生硬。譬如山东人到了山西，这种感觉就尤其明显。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北方——用山西人自己的说法是北同蒲地区，除了山西话普遍的“软”外，还有个特点，这就是这片区域自古就是多个民族融合的地区，是古代，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结合点，所以历史形成的语言是大多数人能够听得懂，这也是当初这里发展起来的北路梆子、也就是上路戏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弋阳腔本来是曲调高亢的曲腔，所以又称为高腔或者高调，但和北京话结合后形成京腔和与山西话结合后形成的罗罗腔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罗罗腔，虽然带有较为浓重的山西口音，但带着的是其他地方能听得懂的“北同蒲”口音，所以罗罗腔在整个华北地区都极有市场。虽然，当时的北京的舞台还是被京腔、昆曲所把持，但京城周边的罗罗腔大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味道。由于有了罗罗腔打下的这个基础观众群，使得吸纳了罗罗腔的汉调也开始在长江流域迅速发展起来。正是体察到了这些，使得曹文植明白要想让徽调打入京城，就必须对徽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过来说努力使徽调能够打入京城，曹文植石牌镇招生也真的是选对了地方，而正是石牌镇招生为从语言、曲调上改造徽调脱胎换骨的改造奠定了基础，使得这种新徽调逐渐演化成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国剧”的京戏。

说到这里，也是有一番感慨：我们今天很多人自称为京剧迷，说起京剧来如数家珍，但我问起曹文植，很多朋友却是一脸茫然，大多数人甚至都没听说过曹文植这个人。其实如果我们将京剧的产生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被称为京剧祖师爷的程长庚只是第二阶段的领导者，而第一阶段则是那个退休老干部曹文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