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二讲：在平平淡淡中被消解掉的大明帝国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万历十五年》。

一、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黄仁宇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大历史观”。

他写的是中华两三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微不足道、平平淡淡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但如果你把万历十五年放到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王朝文明史上来观察、放到人类文明史上来进行观察呢？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黄仁宇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话，他说：“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他并没有把这一年局限在东方帝国、中华帝国的发展历史中，他把它放到了全球化的历史上。

他看到欧洲那个时候在发生什么，看看新的文明有没有开始萌芽、新的制度变革有没有发生，所以这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再小的一块石头，再小的一朵浪花，它都是一个庞大山脉中的一颗、一个海洋中的一朵。

那么，历史学家有没有能力从一块石头看到整个山脉的全貌？有没有可能通过一朵浪花来发现整个海洋真正的秘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涉及到我们对历史的观察。

在欧洲，曾经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看汉、唐、明、清……看到任何一个朝代，其实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投影到我们自身，投影到我们所处在的当代，所以历史和当代的呼应感是一本历史学作品真正的魅力所在。

那么在这种呼应中，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呢？

陈寅恪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钱穆先生也曾经说：“我们对历史要有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

他们在谈到一个写作者、一个读者在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都有一个词，叫“同情”。我们要怀着一种同理心来看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的血腥，种种的斗争。

那么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就以一个1980年代的现代的中国人、一个退伍军人、历史学者来看待几百年前万历十五年的皇帝、首相、将军、清官、文人当年的表现。

当这种同理心，当这种理解和敬畏在文本中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像空气一样地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读者，同时它会产生出很多崭新的、超越了历史断面的观点和观察。

所以黄仁宇说：“作为一个历史作者，不应该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

所以大历史观的背后是一种对历史的同情和当代的关怀。

二、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治理的批判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批判精神。

当黄仁宇在美国大学的一个小宿舍里开始写《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官，这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了，经历了生命的跌宕和历史学的训练。

所以他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既是16世纪末的那个中国、那个华夏，同时也是20世纪末的那个中国、那个华夏。

他在写明代的历史的时候，他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和今天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跋涉前行的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

在书中，他把中国的传统社会形容为“潜水艇夹肉面包”，就是今天所谓的三明治，上面有两块面包，中间有一块肉。

他说，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就好像一块三明治，上面是一层烫乎乎的面包，就是中国的文人集团，下面那一层是中国的像散沙一般的老百姓，中间那些肉就是儒教的伦理纲常，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老幼男女”。

他说，这个三明治怎么能够夹成一起的呢？它靠的就是道德规范，靠中间的那层肉把两个面包给夹在了一起，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说，中国的这块潜水艇夹肉面包以中央集权为特征，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技术不能展开，财政不能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为标准，所以这块夹肉面包是一个没有效率的面包。

那么他就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它没有效率呢？黄仁宇提到了中国传统历史治理的两个重要的缺陷。

1、以道德替代法制

他说：“中国2000多年来以道德替代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我们在他的这本书中看到他描写了清官海瑞，这是非常典型的当年的道德楷模。

中国古代的诗人集团有一句话叫“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我考了科举以后，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之一，但是这个国家该怎么治理，其实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可以遵循的法律和规范，所以“无事袖手谈性情”就是，所谓的清流集团——只要我不贪污，我就算是认真地做官，但是在行政的过程中，我在当官的过程中，我对这个国家的制度、文明、文化的发展有多大的进步，这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一旦国家发生了灾难该怎么办？其实我也没有能力挺身而出，所以怎么办？只能“有难一死报君王”。

所以通过他对海瑞这些清官集团的描述，你可以发觉说，这个国家人人都在讲道德，但是什么是道德？道德的最根本的一个服务目标是忠于君王，是为了满足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结构。

所以万历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没有什么大事可叙，说明什么？说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欧洲出现了新的文明体和新大陆发现的前夜，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那个帝国，却处在一个超稳定结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王朝的很多年里面都没有大事发生，都是平平淡淡的，看上去你很太平，但是你因为太平，所以你这个国家就缺乏了进步，缺乏了全球化竞争的一个能力，整个国民没有一个向上进取的精神，人人都在维持那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稳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在平平淡淡中被消解掉了。

2、没有数目字管理

因为道德替代了法治，所以黄仁宇又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第二个缺陷——这个国家是没有数目字管理的。

四书五经考完以后就可以考秀才，可以考举人，可以考进士……但是我们读的只是四书五经，它里面并不包含了很多可以量化的治理的能力，讲的都是道理。

所以当我们读着四书五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治理者和国家的精英阶层以后，其实这个国家无论是救灾还是征战，都没有数目字的管理，所以国家管理的效率非常低下，整个帝国陷入到了所谓的道德的陷阱之中。

所以黄仁宇说：“在明朝，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标准是田赋能否按时如额交纳，社会秩序能否清平安定。除了这两条之外，扶持私人资本的发展，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的话，就必须承认私人资产的绝对性，而这绝对性又超过了传统的道德观点。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悖。”

三、从历史投影到当下

在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2000多年文明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他所描写的这些人物也不是中华历史上最、最杰出的那些人物，但是在这个平淡的一年和几个典型人物之中，我们关照到了2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的秘密和它所遭受的种种的困扰，以及它需要突破的种种的局限。

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同时我们投影到了现在。

这本书在1980年代引进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个国家刚刚开始打开眼睛看世界，1980年代的中国人，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到普通的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需要进步。

那么整个民族的批判性和启蒙精神在1980年代如火如荼地开始萌芽，而在这个过程中，《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以一个出其不意的角度让我们回归到历史中，看到历史平凡一年中所发生的所有的弊端和可能性，同时投影到1980年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种种的困境和种种的思考，所以它带有很大的关照性。

即便到了2020年的今天，我们读这本《万历十五年》仍然有很大的代入感，因为它所描写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的困局，比如说道德替代法制，比如说整个国家治理缺乏数目字的管理，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没有足够的担当和突破自我的勇气。

这些问题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所谓的“民族的劣根性”，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自己，这种劣根性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被克服呢？

所以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官在1980年代经历了人生所有的苦难，在一个大洋彼岸的斗室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既是他对人生和民族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的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我、对国家和对民族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性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存在和学习的价值。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感谢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