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张爱玲·黄裳

本集文稿 

悬宕三十年，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终于面世了，有人欢呼雀跃，也有人质疑不断。读罢《小团圆》，掩卷而思，觉得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根本就是张爱玲的自传，她只不过借小说之名向历史，也是向自己做一个交代。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情节均取自张爱玲个人经历，她笔下的那些人物，邵之雍、文姬、汤孤鹜、向璟、燕山、荀桦……也立刻让人联想到胡兰成、苏青、周瘦鹃、邵洵美、桑弧、柯灵、炎樱；而盛九莉则就是张爱玲本人。钱锺书先生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所以，人们可以借由《小团圆》来破解张爱玲身边人的生命密码。虽然小说提供的讯息未必完全准确，全因为每个人在描述他人时，总会有一些自己的主观意识，但至少能够为今天的读者提供新的思维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她描摹的人物与大家通常想象的往往大相径庭，譬如柯灵。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回忆，他是读了周瘦鹃主笔 的《紫罗兰》杂志上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之后，有 意请她为《万象》写稿的，但苦于不认识。正当为难之际，张爱玲却在《万象》出版社意外现身。柯灵对那次会面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

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

大概也算是投桃报李，当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时，古道热肠的柯灵为之居间奔走，还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倾城之恋》最终由大导演朱端钧搬上话剧舞台，由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舒适、罗兰分别饰演范柳原和白流苏，轰动一时。“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显然是很看重这份礼物。几年前陪余光中夫妇往华东医院探望柯灵夫人陈国容校长时，大家还谈到那段“宝蓝色绸袍料”。陈校长说：“其实那段绸袍料并不怎么好看，忒刺眼了，但柯灵却很喜欢，常常穿着那件皮袍进进出出，很是得意，逢人便说，料子是张爱玲送的。”余光中先生听完也哈哈大笑，称这便是柯灵先生天真可爱之处。

孤岛时期，柯灵先生写了大量抗日文章，为此，被日本宪兵逮捕，张爱玲得知后，请胡兰成帮忙，设法营救。对此，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这样写道：

爱玲与外界少往来，唯一次有个文化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这里的“文化人”无疑就是柯灵。柯灵后来果然被释放了。或许当时参与营救的人不止胡兰成一人，但以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地位，他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柯灵本人那时并不知情，直到三十多年后，读了胡兰成上述文字，才恍然大悟。他怜惜张爱玲，却鄙视胡兰成。因此心情复杂，但心底对张爱玲是心存感激的。

我并非索隐派，但《小团圆》中荀桦与柯灵的经历惊人地相似，不能不让人联想翩翩。《小团圆》详细叙述了一段完全相同的营救过程，但笔调却相当诡异。张爱玲形容荀桦长了张山羊脸，头光面滑，西装笔挺。对那个小学老师荀太太的描写则明显带着鄙夷的口吻：“一双吊梢眼，方脸高颧骨，颊上两块杏黄胭脂，也的确凶相。”并顺便带出荀桦的同居女友朱小姐，还借朱小姐之口说，荀桦乡下还有一个原配。

每个人对他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与厌恶，这纯属个人感受。以张爱玲的清高矜持，看不惯个把人，也不足为怪，但下面这段描写荀桦出狱后与九莉不期而遇的文字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次日下午她买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带去送给主人家。乘电车去，半路上忽然看见荀桦，也在车上，很热络地招呼着，在人丛中挤了过来，吊在藤圈上站在她跟前。

寒暄后，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

“是吗？”九莉心里想，“不知道。”她只是笑。

怪不得他刚才一看见她，脸上的神气那么高兴，因为有机会告诉她“是我说的吧”。

真挤。这家西点房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

荀桦乘机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

她向来反对女人打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是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儿才侧身坐着挪开，就像是不觉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是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天哪！这是真实记述、主观幻觉，还是小说演绎？难道荀桦确实是柯灵？如今，当事人均归于尘土，这恐怕已是斯芬克司之谜了！其实，柯灵对张爱玲是有很大期许的。他感叹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她。《遥寄张爱玲》一文，对快速加温的“张爱玲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柯灵在文中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做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 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

柯灵还期待张爱玲写出新的《金锁记》和新的《倾城之恋》，希望“三十年的故事还没有完”。柯灵不曾料到，《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的二十五年，人们等来的却是一部《小团圆》。故事的确没有完，只是味道有点变了。也不知道，如果柯灵读了《小团圆》，世间是否还会有这篇声情并茂的《遥寄张爱玲》？

在人们的印象中，柯先生慈眉善目、温文尔雅，说话总是轻声细气的，仿佛永远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散文独树一帜，文字凝炼、思想深邃、意境开阔，字里行间处处透出对生活的热爱。他曾说过：“文字生涯，冷暖自知，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笔衔，都处之泰然。”寥寥数十字，生动传神地表达了一个“磨墨人”认真做人、认真为文的高尚风格。

我和柯灵先生相识纯属偶然。一九九三年底，我要出版一本散文集，责任编辑建议是否让一位文化老人题写书签。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柯灵先生。于是，我贸然敲了柯老的房门。八十六岁高龄的柯灵先生在悬有“读书心细丝抽茧，炼句功深石补天”的古朴对联的客厅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他没有丝毫推辞，欣然挥毫，还一口气连写数张供我挑选。临别时， 还赠送了《中华散文珍藏本⸺柯灵卷》《柯灵书信集》等几本 新书。书中有印刷错误的地方，他都用钢笔一一改正，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人佩服。那时，柯灵先生与陈国容校长年事已高，但却坚持自己料理生活，有个钟点工每天来帮帮忙。陈国容校长曾中风过，行动不便，人又比较胖，每天还是硬撑着为柯老下厨做饭。有天，刚炒好一碗青菜，不料脚底一滑，重重地摔在地上，青菜也撒了一地。她连忙大声喊柯先生，可是柯先生晚年失聪，戴着助听器才勉强听得见。正在书房埋头写作的柯先生自然听不见妻子的呼喊，直到他觉得肚子饿了，跑去厨房，这才知道妻子已在冰冷的地上躺了许久。所以，我们年轻人去看望柯先生常常会送些熟食或半成品蔬菜，尽量给两位老人带去点方便。有段时间我事事不顺、意志消沉，便向柯先生请益。柯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人生总有顺境和逆境。顺境时不要得意忘形，逆境时要守得住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趁这段时间多读点书、充充电。电视主持人和作家一样，有一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那就是观众、读者冷落你，不再需要你了。”柯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柯灵先生待人总是和和气气，但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得过且过、和稀泥的和事佬，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为人处世自有分 寸，极有原则性。譬如他看不惯著名学者W 君的霸道，认为 这是学阀作风。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W 君要去欧州参加学 术会议，把一篇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寄给钱锺书，请他帮 忙翻译，钱置之未理。见没有回音，W 君只得请他人翻译，然 后又将译稿寄往北京请钱先生审定。结果仍然石沉大海。钱锺书先生把此事告知柯灵先生，两人偷乐一番。“钱锺书最讨厌别人对他颐指气使！”柯老说。

所以，看到柯灵与黄裳打“笔战”，便也不怎么觉得奇怪。

黄裳先生是大学问家、大收藏家，特别是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印象中和黄先生见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九七年，黄永玉先生翩然来沪，借居在“陕南村”王丹凤家中，春彦兄带我去“见见世面”，同住“陕南村”的黄裳先生碰巧也在那里，只见两位老人谈兴甚浓。我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叙旧，便觉也是一种享受。没有多久，电视台一位喜欢古书的同事带我去“陕南村”拜访黄裳先生。先生家的陈设简单，却很古雅。先生将我们让进客厅，自己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里。记得那天黄先生穿一件白色圆领衫，椭圆形的光脑袋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庄严肃穆，活脱一尊佛。沙发背后是黄永玉先生画的一幅白描荷花，书房墙上好像还挂了马一浮的对联，内容已记不得了。先生显得寡言少语，往往我讲了一长串话，他只是“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弄得我大窘。不过，同事谈起古籍版本，他倒兴致很高，话也慢慢多了起来。只是自己学问不够，他们谈话，我实在不懂。坐了大约半小时光景，便告辞了。

柯灵与黄裳两位前辈的争执源自“梅兰芳”。柯灵先生早在孤岛时期便和梅先生熟稔，写过《梅兰芳先生一席谈》。上世纪五十年代，梅大师率梅剧团来上海演出。柯灵特意在自己家里宴请梅先生，并请夏衍、于伶作陪。席间，柯灵先生想邀请梅先生写回忆录，在他主政的《文汇报》连载。只是暗地里生怕梅先生拒绝，因为《文汇报》副刊在四十年代曾登过一篇短文《饯梅兰芳》。文章大意是说，重返舞台的梅兰芳嗓音大不如从前，“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并且建议“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文章的作者便是黄裳。但梅先生好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写书一事可以考虑，只是要有个准备过程。梅先生返京后，决定用口述的方式，由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再由其弟许源来补充整理。既然梅兰芳不介意《饯梅兰芳》一文，柯灵便想到了谙熟京剧的黄裳。于是黄裳每天晚上和许源来整理稿件。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后来在《文汇报》连载长达一年，影响深远。

但是，黄裳先生表述的文本则有些微妙的差别。他在《一点闲文》中这样写道：

事实是当我奉命访梅时，第一次就碰了个软钉子。梅以工作和演出过忙、无暇执笔的理由婉言辞谢了。我这才知道“稿子约定”之说是不确的。与我最先联系的是许姬传，后来才认识许源来。当时梅葆玖正率团在苏州演出，我赶到苏州与姬传长谈，打消他的顾虑，并同意设计了撰稿、寄稿、整理的工作方法。后又几次访梅，才敲定了连载的约稿。

黄裳先生的确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殚精竭虑，在与梅、许反复沟通协商后，才确立了一套严密的工作程序，确保连载的顺利刊发。关于这一点，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的前记中做了说明。但黄先生也承认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按推理，应该就是柯灵先生。曾经为《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时任《文汇报》驻京记者谢 蔚明先生也证实，“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就是他( 指柯 灵 ) 倡议的，经过黄裳具体操作终于面世”。 

不过，《舞台生活四十年》单行本的出版倒是由黄裳先生一手策划促成的。但柯灵先生在《想起了梅兰芳》一文中透露，“其间还发生过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有人向一家出版社接洽印行《舞台生活四十年》，条件是他要在版税中抽成”。

黄裳先生在《关于〈饯梅兰芳〉》一文中对此给予辩驳：

《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版社初办，稿源不足，我和潘际 都是特约编辑，帮忙组稿。不支薪水，与出版社商定，于所编《新时代文丛》每本提出定价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作为编辑费，这办法一直沿用了一个时期。……不过必须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编辑费，而是由许源来与出版社直接处理。倒是后来有一次 ( 也仅是一次 )，在此书转归人民出版社印行时，许源来说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税中提出几百元算作我的劳动所得，我感谢梅念旧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觉得自己为此书花费了不少心力，取得这点报酬是应该的。

关于《饯梅兰芳》的写作动机，黄裳先生在《关于〈饯梅兰芳〉》的文章中强调，是想以这篇短文向梅先生进谏，奉劝他借口谢绝参加为庆祝“国民大会”召开的一场京剧晚会：

是否参加“国大”，就成为进步和反动政党分明的分界线，在这当口，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祝捷”演出，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姿态，是明若观火的。京剧艺术家不必卷入“政党斗争”，但政治却不肯轻易放过艺术家。这是历史，不是谁要“强使”的问题。

柯灵先生则对黄裳先生的“事后说明”不以为然，况且《饯梅兰芳》发表时，那场京剧堂会早已过去半年多。柯先生更反对黄先生对梅大师无限上纲。他在《想起梅兰芳》一文中写道：

对梅兰芳本人，则等于无情地公开他艺术生命的终结。 ⸺这本来是四十年前的陈迹，时移势易，早已被人淡忘，最 近作者旧事重提，是因为“其时南京在开什么大会，要他 ( 指梅 ) 去作庆祝演出，使他非常为难，文章的意思是希望他借口谢绝这一‘邀请’”。这就更使人糊涂。这位作家，自述那时“和梅及其周围的一些朋友都不熟识”，不知梅为什么把这样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思想活动透露给素无交往的人。

至于为何柯灵先生会写《想起了梅兰芳》，黄裳先生分析，一是他自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没有举出《文汇报》四大连载设计者的名字，这可能导致柯灵先生不快；二是“文革”后柯灵先生受托力劝黄先生把历年收藏的古籍捐献或作价卖给图书馆。“我不想让这些辛苦收集来的书在馆中睡大觉，婉言谢绝了。八十年代以来我写的十来本不像样的小册子，大都取材于此，这就扫了他的面子，使他很不高兴。”黄裳先生说。二〇〇〇年，随着柯灵先生的去世，柯、黄之争也烟消云散。没想到，二〇〇七年，黄裳先生在为《嗲余集》所写的后记中，又旧事重提，而且火气仍然大得很。看来，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而此时，距离柯灵先生去世已差不多七个年头了。

对于像柯灵、张爱玲、黄裳那样的文学大家，如我庸常之 辈无权评骘，但从他( 她 ) 们的思想撞击、情感纠结中，倒也 可以看到文人的另一面。同样，一部原本枯燥乏味的文学史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