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白先勇

本集文稿 

己丑新夏，白先勇先生翩然抵沪。我和徐俊兄设宴于愚园 路、镇宁路口的“福1088”，为白先生及其助理郑幸燕小姐接 风。饭店建筑原为李鸿章嗣子李经方旧宅，里面陈设也一律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风格，无论是 Art Deco 式样的沙发，泛着幽光 的西洋吧台，还是别致奇特的吊灯，都是饭店主人不辞辛劳，从古董铺淘来的旧货。连底楼走廊里的瓷砖都是从其他老房子拆移过来的。端坐在这样的环境中，品尝着白斩鸡、烤麸、熏鱼、红烧肉以及黄豆肉丝汤，不免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席间，从李鸿章、张佩纶，一直到张爱玲，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关于时下风靡一时的《小团圆》，白先勇先生坦言，读了之后，觉得张爱玲似乎要在小说中吐尽这辈子所受的苦难与怨恨。她的笔就如同手术刀，冷冷地挖着一块又一块伤疤，不留丁点情面。即使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仍固执地解剖着亲人、朋友、自己，甚至有时已到了残忍的地步。这样写，好看固然好看，也可以满足读者窥私欲，但终究离文学的本源渐行渐远。因此，白先勇先生以为，《小团圆》的价值或许更多在于其资料性，从中可以看出她的过往经历、人生态度，以及她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不少评论家常常喜欢拿张爱玲与白先勇做比较，认为白先勇的小说里有着浓浓的“张腔”。王德威在《影响的焦虑》一文中说：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后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也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在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本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所以，他认为白先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私淑张爱玲最有成就者之一。因为他们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只是白先勇比张爱玲有着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白先勇先生显然不太认同这种简单类比。他说，那时的张爱玲名气并不像现在那么大，没有众多读者追捧，连卖文为生也无法做到。丈夫赖雅又半身瘫痪，经济上相当拮据，不得不靠写电影剧本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他也仅仅读过《传奇》中《沉香屑》《金锁记》《茉莉香片》和《心经》等有限的几篇，并未仔细研究，更说不上刻意模仿或受其影响。在白先生眼中，张爱玲的文学风格似乎直接脱胎于《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或多或少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可奇怪的是，张爱玲对此却视若无睹，反而对张恨水那样“鸳鸯蝴蝶派”小说视之若命。至于西洋文学方面，她虽然曾说过受海明威等人影响，但实际上，她迷醉的只是一些通俗英文小说。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不但没有欧化倾向，而且还直接承接“旧小说”的叙述传统，中间绕过了“五四”新文化那一段，读来感到极为“正统”。张爱玲又有着非比常人的文学悟性，一些看似世俗、琐碎的素材片断，经她手一拨弄，立刻“化腐朽为神奇”。张爱玲晚年更是对《红楼梦》倾注了全部心血，锲而不舍地“十年一觉迷考据”，先后“五详红楼梦”，最终写成《红楼梦魇》一书。无独有偶，白先勇先生也对《红楼梦》如痴如醉，推崇曹雪芹“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那种深刻性。故而他在小说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受到《红楼梦》影响，譬如《游园惊梦》中“以戏点题”的手法与《红楼梦》第廿三回黛玉听曲就有异曲同工之妙。“曹雪芹用《西厢记》来暗示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用《牡丹亭》来影射黛玉早夭的下场。利用戏曲穿插，来推展小说故事情节，加强小说主题命意……”而“《牡丹亭》这出戏在《游园惊梦》这篇小说中也占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无论小说主题、情节、人物、氛围都与《牡丹亭》相辅相成。甚至小说节奏，作者也试图比照昆曲《游园惊梦》的旋律”。毫无疑问，《游园惊梦》这种用戏串联小说情节的手法是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的。尽管客观描写方法截然不同。白先勇先生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读《红楼梦》，直到今天，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张爱玲和我都是《红楼梦》濡养而成的，难怪大家会误认为我的小说里有她的痕迹。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白先勇先生感叹道。

从《小团圆》，又聊到了《重访边城》。《重访边城》是张爱玲唯一一次书写“边城”台湾的文章。那次台湾之行，也促成了白先勇与张爱玲的唯一一次会面。

居间介绍安排的是美国人麦卡锡。麦卡锡毕业于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对文学有着异乎寻常的鉴赏力与敏锐度。一九六〇年尚在台大外文系读书的白先勇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李欧梵、叶维廉的名字很快进入了麦卡锡的视线，他本人也成了《现代文学》的忠实读者。当《现代文学》出现财务危机时，他以出资购买杂志的方式帮助白先勇等人渡过难关。他还请殷张兰熙将《现代文学》中的部分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其中就有白先勇的《金大奶奶》和《玉卿嫂》。

张爱玲读了这些大学生的小说也觉得很新鲜。到台北后，便决定和这些“小朋友”见见面。白先勇先生记得，那天和张爱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门汀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苏州菜馆。虽然在那个年代张爱玲还不是个明星人物，但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苍凉哀艳的文字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当张爱玲踏入饭店的一刹那，白先勇和与会的同学们都带着好奇、期待的眼神望着她。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随身带着一件暗紫色绸缎棉质外套，特别显眼。白先生猜测，六月的台湾岛已相当炎热了，但饭店的冷气通常又特别足，这件外套可能是用来挡风的。印象中，白先生觉得张爱玲优雅、得体、平和，也不乏热情，不像后来表现得那样古怪。大家有说有笑，谈论着生活中的琐琐屑屑，属于闲聊性质。那晚，白先勇先生与张爱玲相邻而坐。“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白先勇先生说起那次会面，仍意犹未尽。 

由于对王祯和《鬼·北风·人》所描写的民俗民情感兴趣，张爱玲想让王祯和陪同，去一趟花莲，顺便收集写作素材。临行前，白先勇送了一套他和同学一起创办的《现代文学》给张爱玲，供她在旅行中阅读。

花莲之行后来全部写进了《重返边城》。在花莲逗留期间，张爱玲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但也没有忘记白先勇的嘱托，忙中偷闲，细读《现代文学》。陪同她的王祯和回忆：“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很多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张爱玲虽然没有对白先勇小说有过具体的评论，但我相信，白氏小说所透出的苍凉、哀怨、悲悯，定会在她内心激起一些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