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在最坏的时代与最好的时代之间，狄更斯逝世150年

作者：赵炎秋

主播：路琨

文稿 

今年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

虽然已过一个半世纪，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却鲜活如初：奥立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小耐儿、小杜丽们依然吸引着新读者，影视不断重复塑造着他们的独特性格与样貌。这大概是后世对为数不多的大作家们的特殊待遇。

1812年，狄更斯生于朴次茅斯市郊，主要生活于英帝国的巅峰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狄更斯从小痴迷戏剧，有强烈的表达欲，但因父亲负债，狄更斯在11岁时不得不去黑鞋油作坊打工。后父亲被捕入狱，狄更斯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监狱，监狱的形象也在他一生中投下了阴影。带着成为“博学而受人尊敬”的人的梦想，狄更斯在父亲出狱后进入威灵顿寄宿学校，但15岁时终因父亲的财务危机而彻底退学，进入社会。

为了谋生，狄更斯先后做过律师事务所初级文员、下议院记者、速记员、议会记者等。最终，也许出于写作本能，1833年，狄更斯开始正式写作。1836年《博兹札记》出版，大获成功，从此狄更斯开始了漫长的创作之旅。《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远大前程》……这些至今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当时受到读者的极力追捧。狄更斯无疑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

为什么狄更斯可以拥有如此多的读者？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狄更斯与时代的紧密关系。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幽默、美学、哲学、社会无不成为狄更斯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而幽默的写作风格让其作品更容易让各阶层读者接受。尽管狄更斯本人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但作为一个抱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狄更斯的触角也伸向了“光圈之外的黑暗”，对儿童教育、选举、政治等制度的批判让其作品更有力量，某种程度上说，更为敏锐。他对穷苦人真正的关心，对人道主义的颂扬，让他的作品至今仍有强烈的吸引力。

人在时空中生存与发展，伟大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生存的时代，同时也总是能够给予他生活的时代以重要的影响，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与他的时代也是如此。

撰文｜赵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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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政治制度

揭露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的弊端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他一共创作了15部长篇小说（一部未完成），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随笔、游记等等。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历史最伟大的阶段——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18岁（1837）登上英国王位，82岁（1901）离世，她在位的64年间，大英帝国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包括殖民地，它的领土面积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在它鼎盛时期，经济总量占全球的70%，工业生产能力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繁荣昌盛为世界各国所瞩目。

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全民的富裕。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贵族宫殿式的庄园旁边，是农民破败的草舍；工厂主舒适生活的同时，是失业工人绝望的挣扎。当时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有着“两个民族”的国家，并警告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工业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令。这些政策与法令一方面巩固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对下层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遭到狄更斯猛烈抨击的“新济贫法”、“债务人监狱”等。

社会的阴暗面给狄更斯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这些阴暗面进行了广泛的反映和猛烈的批判。其重点则是那些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密切相关的方面，如当时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弊端，金钱的罪恶，以及人性的阴暗、统治者的无能、有钱人的自私、功利主义的盛行，等等。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政治制度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没有“与时俱进”。到狄更斯生活的年代，已经百孔千疮，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如选举制度，1715年英国的选民人数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各个选区却仍然按照几百年前制定的古老选举法划定。有的选区已经荒无人烟，却仍在议会占有席位。《荒凉山庄》中，德洛克这样的大地主，只需定期派人下到自己所在的选区，就能成为国会议员。而已经成为新的人口聚居地的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却在议会没有代表。《我们共同的朋友》则揭示了金钱在选举中的作用。维尼林花了数千英镑，便如愿以偿地进入国会，成为下议员。特权与金钱，成为选举的两大法宝，这样的选举有多大的公正性，便很值得怀疑。

对于英国的党派制度，狄更斯也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匹克威克外传》中，伊顿斯威尔的蓝党与浅黄党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然而为了党派的利益，它们装出有重大分歧的样子，互相对立、互相拆台，在一切小事上制造纠纷，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派之争，互相掣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此外，在《小杜丽》中，狄更斯对政府机构的代表“兜三绕四部”的讽刺与批判，在《艰难时世》《巴纳比·拉奇》中对国会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

狄更斯批判了当时英国引以为豪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机构。他批评法律的不公与虚伪。《雾都孤儿》通过奥立弗与孤儿们所受的非人待遇，抨击了“济贫法”；《艰难时世》中抨击法律的虚伪和金钱基础。工人斯蒂芬希望与酗酒而又精神失常的妻子离婚，然后与自己心爱的女工瑞茄结婚，而他的老板庞得贝则告诉他，“是有这么一条法律”，“但是这条法律对你根本不适用。这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狄更斯从形而上的角度揭示了法律的神秘、邪恶的性质。《荒凉山庄》中，谁与法律沾边谁就倒霉。庞大的法律机器自我运转着，直到受害者倒地死亡为止。法律机构和法律程序也是狄更斯批判的对象。《荒凉山庄》中的大法官庭，作者称它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白发罪人”中最为“罪大恶极的一个”，它繁琐的诉讼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耗光当事人的钱财，至于案件本身的公正解决，则不是它关心的事情。

狄更斯对于当时英国教育体制的批判十分尖锐。狄更斯的教育观是大教育观，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他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小说，都描写了主人公从童年到青年、中年甚至 老年的过程，小说探讨他们怎样通过挫折和教训，逐步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就学校教育而言，狄更斯主要通过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宠儿学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撒伦学堂”两所学校的剖析，集中揭露批判了当时英国教育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如学校办学的目的是赚钱；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打骂，撒伦学堂的校长克里克随身带着鞭子，看谁不顺眼就没头没脑地打下去；学校的教学内容低劣、不系统；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低劣。宠儿学堂的校长史奎尔斯原是一个小商人，因为做生意赚不到钱，于是改行办起了学校。

狄更斯进一步指出，学校教育弊端如此之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不重视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教育指导思想错误。《艰难时世》中，“教育家”葛擂硬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教育，只讲“事实”，不讲感情、人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学校教育弊病丛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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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金钱的罪恶

反对不择手段追求金钱

狄更斯小说另一重要内容是批判金钱的罪恶。狄更斯并不反对金钱本身，他反对的是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

他对金钱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雾都孤儿》中，蒙克斯为了独吞遗产，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奥立弗送入贼窟。《匹克威克外传》里，律师道逊与福格为了金钱，先是唆使巴德尔太太控告匹克威克先生毁婚，后又把两人先后送进监狱。围绕着金钱，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喜剧。金钱的罪恶还突出表现在它对心灵的腐蚀和人性的破坏上。《远大前程》中的匹普，本来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孩子，但自从有了“恩主”惠顾之后，便慢慢变得虚荣、虚伪、忘恩负义起来。到了晚年，狄更斯对金钱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从哲理的角度对金钱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小说以垃圾堆作为财富的象征，突出金钱肮脏的一面，指出正是金钱的魔力和人心的贪婪，造成了各种社会罪恶。只有像铲除垃圾那样铲除人心的贪婪，社会才能变得美好起来。

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批判是广泛而猛烈的，但他并没有受到当时英国官方的打压，反而受到社会的肯定。他批判的某些弊病比如“济贫法”，对儿童的打骂式教育等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这些弊端的纠正与消除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当时英国社会的相对自由和法制的相对完善是有一定关系的。社会的相对自由使狄更斯可以畅所欲言，法制的相对完善使那些被狄更斯的批判所涉及的人和部门无法对他进行报复。作为作家，狄更斯不必刻意讨好官员与政府部门，他需要的只是读者的认可。

3

指导思想和行事准则

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

文学创作要引发读者的深度情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作家的天才必须与他所处时代的传统相融合。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狄更斯融会贯通了拿破仑兴亡时代（即英勇的过去）和英帝国主义时代（即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间的英国传统，既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品味，同时又深深扎根于古老的英国传统之中。从艺术上看，狄更斯继承了英国传统精神中的幽默和道德哲学；从主题上看，狄更斯的小说有着深邃的历史意识。

狄更斯批判的武器是人道主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深入人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狄更斯真诚地接受了人道主义，将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事准则。他从人道主义出发，批判英国社会的阴暗面，同情下层人民，为他们的苦难与不幸呼吁和发声。他的有些作品，从其他角度不好理解，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困惑就迎刃而解了。

如《双城记》，国内很多学者困惑于小说既反对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压榨与残忍，又反对民众对贵族的反抗与报复；既反对压迫者厄弗里蒙底侯爵，又反对被压迫者德伐石夫妇。其实，原因在于小说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在狄更斯看来，贵族对民众的压迫是违反人道主义的，而民众对贵族的暴力报复也是违反人道主义的，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都需要反对。

当然，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作家都是主张人道主义，反对暴力的。雨果在《九三年》就曾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过，狄更斯反对暴力，除了其人道主义思想之外，还有英国社会本身的背景。英国社会推行的是渐进性的变革，没有法国革命那样的腥风血雨。即使是改朝换代的“光荣革命”，也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可见，狄更斯不喜欢暴力，还有英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原因。

人道主义思想有多个层面，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偏重道德与人性两个层次。对于人性，狄更斯有深刻的研究与理解。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独到见解与描绘，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如他对人性的复杂与深度的认识，在细微的事件中挖掘丰富人性内涵的本领。

对此，埃德加·约翰逊写道：“正如埃德蒙·威尔逊所指出：狄更斯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师父，因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两书从狄更斯对杀人犯及社会叛逆者的研究中得益不浅。1870年狄更斯写约翰·贾斯珀时已经探讨难理解的、复杂的、神经错乱的领域。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某种牵强的喜剧性。但比起狄更斯的轻松愉快和生气勃勃，他就望尘莫及了。”陀氏以对人与人性的探索著称，威尔逊将其与狄更斯比较，认为他在某些方面还不如狄更斯，从一个侧面肯定了狄更斯对人性的认识与探讨。

人性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与出发点，而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则是道德。狄更斯观察社会，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的，其人道主义思想也主要在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之中体现出来，因此，道德很自然地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狄更斯的道德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正直、勇敢、无私、利他、厚道、温柔、忠诚等品德；表面层次则指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如文雅、谦和、礼貌、自尊，等等。道德，是狄更斯认识、评价社会的主要出发点，也是狄更斯小说内容的基本组成部分。

狄更斯小说的基本主题，有的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如《董贝父子》批判傲慢，《马丁·朱述尔维特》批判自私。有的小说的基本主题不属于道德范畴，但道德仍是小说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荒凉山庄》主要批判当时的法律制度与司法机构，但其基础与出发点仍是道德，在批判的同时，作者又对自己的道德思想做了充分的阐述。

除了主题，狄更斯小说的人物与事件也都有着丰富的道德内涵。狄更斯的小说中，正面人物都具备理想的道德品质，反面人物都违反这些道德原则，而中间人物则具有好、坏两种道德因素。人物命运也往往与其道德成正比，道德正，命运也为正，道德负，命运也为负。只有少数人物，道德正，而命运为负，如《双城记》中的卡尔登，《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这一般造成崇高的氛围或悲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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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连载的刊发方式

将英国长篇小说提高到成熟的高度

一般地说，作家本人的道德与社会流行的道德不是一回事，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道德与上述二者又有区别。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以讲究道德而著名。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根据自己的利益规范人们的行为，英国资产阶级竖起道德的大旗，把16世纪以来的清教徒道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由于标准太高，一般人很难做到，但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表面上又不敢违反，于是只好说一套做一套。这造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又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道德，狄更斯有顺应也有修正。如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实用主义精神，他是不赞成的，在《艰难时世》中，通过葛擂硬这个人物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但在总体上，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狄更斯是顺应的。不过与当时虽然提倡这些道德，但并不认真实行的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不同，狄更斯是真诚地相信并且尽可能地实行这些道德的。由于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与社会道德基本吻合，表现在狄更斯作品中的道德思想与作者自己的道德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更加纯洁、美好、更带理想的色彩。比如在作品中，狄更斯宣扬绝对的仁慈、完全的利他。他笔下的正面主人公很少惩罚恶人，很少注意个人的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狄更斯显然认为，适当地注意个人利益，并不违反道德。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恶人，他也不主张绝对的心慈手软。

对于小说，狄更斯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这里不谈其小说本身杰出的艺术成就，只从小说史的角度指出两点：

第一、诚如法国传记批评家安德烈·莫洛亚所言：“理查森对心理描写作出了贡献，菲尔丁对叙述故事作出了贡献。……司各特用历史小说、哥德史密斯和斯特恩用幽默小说和感伤小说拓宽了这条英国小说的康庄大道。在这个时候走来了狄更斯，他面对的是孩提时代的小说，要求不高的读者，广阔无边的未被描写的素材。”狄更斯以菲尔丁的传统为主，融合理查森、哥德史密斯、斯特恩等人的长处，通过自己的创作，将英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提高到成熟的高度，并为它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狄更斯改革了小说的发行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十八世纪中叶，约翰逊博士《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信》，宣告了文人依靠恩主的时代的结束，文学开始走向普通民众。但书籍的价钱与公众的收入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阻碍了文学作品的完全大众化。狄更斯“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久被废置的长篇连载的形式，把一本书的价值化整为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读者能够在自己经济许可的范围内读到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使小说真正地走进千家万户的门槛。”分期连载的形式赋予了作者更大的自由，使作者摆脱了图书馆的中介，直接面向广大读者，感受他们的要求，反映他们的愿望，不仅普及了小说，而且使小说进一步走向成熟。这既是狄更斯对小说的贡献，也是当时的时代给狄更斯提供的机遇。

狄更斯的成长建基于他的才华和勤奋，但也有赖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时代与社会为他提供了成长的环境与成才的机遇，反过来，他的创作也影响了时代与社会，促进了它的发展和进步。狄更斯的成功不是侥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