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根到特朗普，美国总统为啥越来越不像总统？

本文改编自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的专题节目《逸语道破》文字稿。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美国的制度设计的就是好人做不了什么事，但坏人也坏不了什么事，制度比人更加重要。但事实上，人们会觉得人还是挺重要的，于是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

在1980年到2020年的40年间，美国人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6任总统，其中4位共和党总统；2位民主党总统。

里根总统是非常经典的卸任后的评价比在任时期要高的总统，他执政了8年，在这期间采取了第一版的MAGA，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里根总统是美国二战后总统的一个很有趣的转折点，二战结束后，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再到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美国实力经历了一轮“扩张-收缩”，收缩到谷底的时候，里根政府起来讲要重振国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扩张、用钱、在全球搞干预，它推动与苏联的竞争，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这有一个代价，里根政府接任的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卸任时，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同时里根政府推行了为后面美国经济的各种变化奠下深厚基础的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苏联解体之后，老布什总统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超越战后世界的新秩序。但在总统选举的时候，被初出茅庐的克林顿打败了，克林顿当时指出了美国面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争霸行动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之间怎么妥善地处理好关系。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解决且到今天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是，美国霸权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在美国国内的分摊问题。克林顿政府想解决，他运气也不错，从接手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成长周期，所谓的低失业率，低通胀，高增长速度，当然美国2.5左右就是高增长速度了。

克林顿政府奠定了美国的所谓接触和扩展战略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用后面被定义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多边秩序”的方式来领导世界。即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游戏规则，但规则具有某种客观自主性。美国在中间当老大，其他国家基于客观利益上的收益以及价值上被美国吸引，接受美国的领导，让美国的领导以一种比较低的成本长期持续有效地运行下去。

克林顿政府留了一个有财政盈余的美国政府给小布什。小布什任内没多久，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在这之后，美国迅速在阿富汗展开了反击。03年入侵了伊拉克，用很短的时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接着在伊拉克进行重建。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中，美国掉入了一个陷阱。

所有研究美国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霸权，叫“制度霸权”。它不是通过军事胁迫，因为成本太高。制度霸权要被接受，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获得好处，美国要做的是永远拿到最大的好处。

小布什把美国的霸权力量运用到某种极致之后，交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摊子给奥巴马。奥巴马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所谓的危机跟萧条其实是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倒掉一批应该倒掉的东西，但是奥巴马政府救助了一批在金融危机中应该倒掉的东西，它使得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功能，被政府的救助计划给堵住了，导致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继续存在并拖到了今天。

奥巴马上台的时，美国已经非常清晰地感到了来自于中国的战略威胁。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包括非常著名的“重返亚太”，把全球分散的力量聚合起来，放到亚太这一侧来对付中国。

第一，它想收回在中东地区零零散散的美国的驻军。军事力量离开后，为了中东地区的战略稳定，它遵循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用社交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过程进行干预，以推特为典型，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内部的政治过程的变革。他收获了席卷中东地区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结果就是中东地区原先形成的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但比较世俗化甚至比较亲西方的一系列强人政权垮了，起来了一波美国没有办法有效控制的，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本地民主化政权。

第二，美国彻底干掉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美国扶持的亲美伊拉克政权在伊拉克迟迟没办法建立有效的治理，且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结构中导致了伊朗跟伊拉克关系的失衡，使得美国反而要在中东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否则就会有一个美国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力量控制住中东。

同时美国希望能够在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上对中国进行“再平衡”。亚太地区就是搞所谓的TPP，在欧洲地区就是搞TTIP，然后凝聚起来放到WTO，搞一次全球多边规则升级，再把中国套进去。但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国内的党争让事情的进展非常艰难。

当然共和党是不听的，恶性政治斗争在美国愈演愈烈，于是奥巴马该收缩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搞了个全民医保，美国老百姓也不怎么买账。

到2016年的总统选举，杀出了个特朗普，政治素人，地产商人，粗鄙，没啥文化，爱玩手机发推特，不符合任何传统意义上大家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认知，他事实上也不是。然而共和党内部提名的时候他横扫千军，赢得了提名选举。

当时福山写了篇文章，认为特朗普赢得总统提名候选人这件事儿，在美国就是阶级和阶层政治回归取代身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民主党在动员身份政治上比共和党要强很多，但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人们发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受害阶层”，就是所谓的红脖子、民粹主义者，原先这帮人没有投票意愿。但是班农发现了这批人的数量很大，只要能够把他们动员起来，就可以影响选举结果。

特朗普的出现其实就是这批人的崛起，他们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美国国内这批受损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在往上走，所以班农就发明了一套话语体系，说中国向美国出口通货膨胀，让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人失业，所以特朗普就站在这些工人面前说，“我为你们代言，你选我上去，我去制裁中国，帮你把就业机会找回来”。

所以特朗普政府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国总统，一方面他要求“重振国威”，这需要美国发扬领导力，意味着支出，而这种支出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美国不断退群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美国能够通过自己实力，让美国在跟世界交往过程当中变成一个只承担收益不承担成本的角色，这个逻辑是极其诡异的。

作为最新的一任冷战后的总统，特朗普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他试图维护美国霸权的每一个举措，都在透支大家对美国制度霸权的信任。

总的来说，从里根到特朗普，一头一尾两个总统都提出了“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对里根政府而言，我们看到了美国霸权的逆势上升和重新复苏。但是在特朗普这里，也许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霸权自我击败、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解的过程，在经历这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跟挑战之后，迎来权力中心从美国的单一中心向其他力量中心的转移，尤其是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转移，恐怕将是一个无人能够否认的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