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口罩——资本盛宴为何却“套牢”了大量农民

本文改编自独立研究员华静泊的文章。

农历新年的时候，比亚迪、中石化、上汽等知名大企业，都纷纷加入口罩生产大军，试图解决口罩紧缺的困局。其实我们购买的口罩，无论是何种品牌，大家翻到包装盒背面细看，大多数产自一个你从未听说的小地方，安徽省桐城市下辖的青草镇。今年2月初，安徽省便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前往青草镇，督促当地口罩企业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和扩产增产。从产品上来说，疫情爆发以前，当地尚无企业拥有医疗器械生产资质。

我也同时观察了与其毗邻的怀宁县高河镇与潜山县源潭镇。源潭镇，其主要生产清洁、家装和工业抛光使用的刷子，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高河镇，由于是新城，产业集聚现象并不明显，但政府对外来投资十分热心。

从数据上来看，以高河镇为经济中心的怀宁县，今年1-3月，医疗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56.78%和27.75%，增长的其实就是口罩产业。同时，口罩生产厂家达到382家。而在疫情前，当地生产医用口罩的企业数量，可以约等于零。其它两地的数据也十分类似。

来自怀宁县的老胡，早些年离家赴外乡创业，小有成就。今年二月初，他从朋友处得知，有部分先前从事塑料制品加工的当地企业，纷纷转产一次性医用口罩，每日毛利润可达到50万人民币。此时，原先从事口罩生产或拥有相关技术设备的企业，已在当地政府号召下全面转产口罩近半个月。这些企业可以称得上是受到政府监督和指导的“正规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后，老胡与两位亲朋，共筹集约50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三月初以90万一条的价格，购入两条KN95口罩生产线。

除了生产线，医用口罩所需要的无纺布也需要大量采购。非疫情时期，原价约为每吨7000-8000元。2月中旬，涨价至35000元每吨，老胡在此时囤积了价值约200万元的无纺布。到了四月初，无纺布的市价达到顶峰约14万元每吨。

虽然囤积了大量无纺布，然而制作口罩中间层所需要的熔喷布，老胡却没有多少存货。老胡曾在三月底以每吨39万的价格，从熟人处采购了两吨熔喷布。但随即发现存在质量问题，次日便以每吨42万的价格退还。从这之后，老胡分别在市价60万和70万每吨的时候又采购到了少量熔喷布用以生产。

老胡把设备买回家，租好了厂房，准备好了原材料，机器却坏了。无奈之下，只得亲身前往位于广东的厂家更换配件。如此来来回回，等第一批KN95口罩正式下线时，已经四月底了。万事俱备，正要寻找销路的时候，原本在满街下订单的浙江采购商，一夜之间全面停止采购，原因是义乌市在5月10日颁布了“全国暂停口罩等6类防疫物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通知。截止五月中旬，老胡的KN95口罩，一个也没卖出去，工厂也早已停工，五百万资金全部被套牢。

虽然老胡的挣扎仍在继续，但也有不少当地企业家表示自己赚了不少。上文提到的青草镇，有一家受当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从去年上半年便有计划地申请相关医疗生产资质，直到疫情期间才拿到许可，但仍幸运地成为了当地第一批生产口罩的“正规军”。类似这样的“正规军”，在我关注的这三个地区，总计不超过十家。有消息透露，其中一家“正规军”，正在被当地税务部门追缴约2500万元的税款，想必是真的大赚特赚。

有一位“正规军”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这家企业平时的主要产业即生产防尘口罩。2019年年底，他以1500元的价格，将一台运行不太良好的老旧口罩机器，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今年年初，他偶然发现贴着自己工厂标签的“废品”机器，出现在了临近的一家小作坊里，一问价格，得知是这家人花了70万元买来的。

据多方验证，疫情初期，通过生产一次性口罩，盈利50万元一天，并非假话。然而在义乌市发布通告前，大多数口罩企业，又将先前盈利，全额投入了利润更高的KN95生产中，随后惨遭“套牢”。

那有人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口罩浪潮中受益吗？当然有。许多普通农村居民，因为新增口罩企业劳动力紧缺，都在今年年初加班加点，挣了不少，甚至相当于整年收入。不幸的是，也有一些务工者，由于数月熬夜加班加点，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同时，因储蓄尽失导致精神崩溃，甚至是跳楼的极端案例也有所耳闻。

疫情初期，地方领导就曾带队前往青草镇督导口罩扩产，虽然出发点是为了监督鼓励本省为数不多的口罩生产基地，但也无意中造成些“揠苗助长”的意思，因为与湖北仙桃这样成熟的医疗口罩生产和出口基地相比，青草镇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在疫情前并不具有任何用医用口罩的生产条件和资质。

上文曾提及税务部门正在向某口罩巨头追缴两千余万的税款，以及三地政府曾严格要求口罩生产企业必须使用工业用电，这两点相结合，说明政府对爆发式增长的口罩企业乱象是有意识的，对市场上的天价机器和原材料价格暴涨也一定是有所耳闻的。然而当地政府并未正确引导和规范市场准入规则，致使无数小资本投资人，甚至是普通民众被套牢。即便是意气风发的“正规军”，在初期盈利后，也抱着“再接再厉”的想法将资本注入N95生产中，这些企业目前也仍在经历一定风险。在与一些大佬闲谈中，我曾简单地估计三县约20亿民间资本难以脱身，但有多人表示现实可能是双倍。

作为观察者，我倒不担心大资本小资本的蒸发带来的破产危机，投资总归是有风险的，令人担心的则是普通农村家庭失去存款后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

既然政府对口罩企业用电量和税收都有严格的把控，说明其有监控市场动态的能力，即便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应过分介入，但适度的指导和行业预警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普通农民。据了解，当地政府暂时未就市场上的口罩库存问题作出反应，大小商户仍在自行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