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清华大学停招新闻本科生？斜杠时代教育的“通才”与“专才”之争

作者：徐悦东

主播：路琨

全文文稿 

5月15日上午，不少人转发了一则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本科的消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公号“清华清小新”在当日零点发布消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传达改革措施：学校反复研究、慎重决策，决定大幅度扩大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规模，今后学院的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层次进行。

这则消息被一些自媒体解读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本科，而成为了大新闻。同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关于是否取消本科等教学调整的情况，学院也在等待学校的正式文件通知，一切以学校正式公布的文件及招生计划为准。

实际上，该消息被解读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本科并不准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在其朋友圈表示，清华大学要以书院形式培养学生。目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只是停止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本科学生，但这并不是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教育就此关张，而是将转入日新书院，与日新书院共同开展文科课程。这意味着，本科生依然有机会学习新闻课程。此次改革的目的在于扩大学生视野，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应该被理解为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建设的“”中的一部分。

虽然这一消息目前尚未明确，却引发了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社交网络上对新闻学院的吐槽：“新闻确实没啥好学的”，“新闻传媒专业就不该开在本科”，“本科生就不该过早的进行专业化教育”，“新闻是个实践性极强的工作，基础训练在大学里根本教不出来”，“现在新闻学院的教育跟业界脱节严重”，“新闻学该变成全校通识课，新闻素养应该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知识技能”，“新闻专业只招研究生蛮好的，这样正好招收那些真正热爱新闻的人”，甚至有人认为，“新闻专业读下来后，发现自己从前的新闻理想都被磨平了，有新闻理想的学生，反而都是本科读其他专业的学生。”

这些言论直指新闻专业教育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也凸显出当下新闻学子的困惑和不满，一时之间，新闻学院成为众矢之的。其中，有观点认为新闻学院的课程太“水”，似乎点出了大家如此关注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有人进一步认为，不止新闻学院的课程“水”，水课的问题在各个专业都普遍存在，“其实其他专业的水课不一定比新闻学院少，关键是要治理水课。”

即便是赞成新闻学院本科招生的声音，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当通识教育的理想碰到就业压力时，我们会发现，新闻学院的就业率至少比其他的文科专业高点”。显然，他们对通识教育并未抱有多少信心。

学生抱怨“大学四年没学到东西”，“知识面过窄”，“跟不上就业形势的变化”等，背后所蕴含的问题不止是新闻专业该不该招本科生，也包括大学生该接受何种教育？大学本科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绝非易事。清华大学所要推行的通识教育改革，希望打破文科之间的专业壁垒，培养宽口径的人才，这种尝试可能正是新形势下，大学对社会渴求新型人才的回应。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培养理念，它是大学教育的精神化身，但大学作为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培训所”中的一环，高等教育的成败，关乎学生的就业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宣扬“自由而无用”的人文精神的同时，大学教育逃不过就业的现实考量。这个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似乎很古老，仿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在泛传媒行业中，随着时代变迁，“通才”和“专才”既二元对立，又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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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还是“专才”？

美国通识教育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来说，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无需赘言。我们所争执的本科生应不应该学新闻，背后同样隐藏了本科生该接受何种教育的问题。新闻教育被视为非常专业化且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技能培训，在此种要求下，成为一名“杂家”，显然是好新闻人的必要条件。

大一新生刚结束高考，对各种专业都了解甚少，许多人迷迷糊糊地就选择了专业，切断了其他的可能性。事实上，不管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还是寻找自己未来要从事的方向，在本科阶段接受更为广博的通识教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通才或许会在就业上缺少优势，因为他们缺少专长。因此，许多人建议，与就业挂钩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设在研究生阶段，本科生阶段更重视通识教育。这恰恰是深受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在美国，尤其在美国的精英大学，新闻学院、法学院，甚至商学院等应用型的学科专业大多只招研究生，他们期望学生能在本科阶段接受更为广博的通识教育。

专才和通才的争辩贯穿了美国的通识教育史。如今，通识教育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林林总总的通识教育模式早已在全球的大学中生根发芽。其中，美国的通识教育模式对当下全球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影响甚大。

通观美国通识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通识教育绝非一群学究建设的不接地气的理想王国，而是社会对大学培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与大学传统精神之间角力的结果。在大学改革中，表现为注重文化传承和专业化这两个不同方向的摇摆。通识教育的人文传统抵制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专业和技术化，但吊诡的是，它又在客观上培养出了适应美国社会发展的诸多专业人才。

在美国独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学校开设了自然科学、法律等实用性职业课程，这动摇了当时大学培养神职人员的传统。当时，支持宗教教育的权威耶鲁大学在1828年发布了“耶鲁报告”，反对实用性的职业课程，赞成学生对共同学科进行深入学习。“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词也因此以保守主义的身份，首次在教育界亮相。

后来，德国柏林大学的改革大潮影响波及美国，成为影响美国大学发展的第二种因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一所以研究为主导的大学，选修课程也首次被美国的大学引入。

在1862年“莫雷尔赠地法案”颁布后，美国各州开始重点发展以农业、工业课程为基础的大学，更是大大冲击了传统大学的古典人文课程。作为回应，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校长在1869年一上任就提出，哈佛大学的教育要“覆盖全人类的知识”，他将哈佛大学从狭隘的古典人文教育中解放出来，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各个领域的课程，学分制也应运而生。他还在本科之上设立了研究生院，只有通过本科的学习，学生们才有机会进入研究生相对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训练。

作为通识教育的大力推广人，艾略特出版了“哈佛经典”系列，囊括了当时人类历史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并认为这是一个现代文明人所必须知道的知识素养。深受德国大学改革的影响的他所推动的通识教育，反过来却让许多专业性的实用课程进入哈佛大学，使得哈佛大学从培养神职人员和贵族精英转向培养工业人才。随着老师拥有的专业知识，大学的“系”逐渐发展起来。不管这一切是否顺遂艾略特的愿望，他的通识教育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科技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导致了大学学科专业化的出现。

20世纪初，在劳威尔当上哈佛大学校长后，他深感艾略特的自由选修制度导致学科专业化的弊端，掀起了“第二次通识教育运动”，这使得通识教育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偏移。不同于艾略特开发研究生院的专业教育，劳威尔专注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取消了自由选修制度，建立了主修和分类选修制度，以期解决了“专”与“博”的问题，让学生既有机会接受广博的知识，又能学有专长。在此期间，通识课程中出现了“概论”性质的课程。直到今天，这类课程依然被许多大学所沿用。

1928年，哈钦斯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校长，他让通识教育这个词重新添上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批判专业主义、实用主义和市场就业取向，具有深深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对概论性质的课程表达不满，对原有课程进行重新组合。此外，他聘请了一些专家遴选出了古今名著，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他主张课程需建立在对基本而永恒问题的探究上。他使通识教育扩大到了四年，延长了通识教育的时间。芝加哥大学由此独树一帜，尽管哈钦斯的理想没有全部实现，但他给通识教育，以及芝加哥大学人才辈出的辉煌历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读文明原典”的通识教育模式也影响着许多中国大学。

在哈佛大学校长劳威尔辞职之后，科南特校长融合了前两任哈佛校长的通识教育理念，并在1945年发表了影响甚大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这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圣经。尽管后来哈佛大学还有一些改革，但这大概奠定下二战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局面，也把美式的通识教育输出到世界各地。

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明线，它不停在制造通才和专才之间左右摇摆，最终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成熟，多样分化，构成了美国社会有机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当然，美国通识教育离不开美国特有的国情和传统，这也使得我们的大学在效仿美国的通识教育的时候出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中国的大学纷纷搞起了通识教育，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最令学生抱怨的是，许多大学模仿哈佛大学，建立起给新生上概论型通识课的模式，但由于缺少像哈佛大学那样的师资，使得这些课程往往变成泛泛而谈的“水课”。此外，许多中国的大学选修课虽然种类繁多，课程之间却缺少关联，学生选课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无法构建整体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这些概论型通识课大多变成了学生“水”学分的工具。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在第二届中国通识教育大会（2019年）上，曾经精确地总结了中国通识教育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大学通识课程存在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且专业教师教授通识教育，自身面临很大挑战。“当然还有深层问题。比如通识教育理念难以层层落实到每一门课中，课程之间缺乏逻辑性，学生投入度不高，教学方式难以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教学难易程度不平衡，学生选课存在‘机会主义’心态，考核形式过于单一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道路，是各个大学都需要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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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传媒专业不仅需要打通专业壁垒

也需要给予学生专业技能培训的教育 

在媒介大变革时代，新闻教育与现实的脱节，是新闻学子抱怨中很重要的一点。“新闻无学”早已成为新闻学子的自嘲话语。即使“新闻无学”，新闻学院的课程却非常多，这大大稀释了每堂课的信息量。若是新闻本硕一起读下来，学生会发现，有些老师讲的硕士课程其实跟本科讲过的课程内容相差无几，许多老师课上举的案例还是十几年前的陈旧案例。一届届毕业生造就了新闻行业的人才过剩，同时，行业自身的发展，又难以消化过剩的人才。此外，新闻行业的薪资水平，也会让学生在选择是否从事这一专业时犹豫不决。

 其实，在中国讨论新闻学院该不该取消本科招生的时候，最早创立新闻学院的美国，已经在争论是否取消新闻学院教育了。

这首先是因为美国新闻业的就业市场表现十分颓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2008年到2019年间，美国新闻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23%，从11.4万人下降到8.8万人。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报纸编辑部的裁员。从2008年到2019年，美国报纸编辑部的雇员人数下降了51%，裁员潮一直困扰着报业。

在薪水上，拥有大学学历的新闻从业者与其他行业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员工相比，拥有大学学历的新闻从业者收入更低。其他行业的平均年薪是6.1万美元，而新闻从业者只有5.2万美元。此外，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新闻业雇员中，仅约有30%的新闻人拥有新闻专业学位。

对于美国人来说，花高价钱去读新闻学硕士，结果出来做一个薪资平平的记者，是否值得？金融作家、编辑兼播客主播菲利克斯·萨尔蒙Felix Salmon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评论》中表示，普利策说的“将新闻培养成为一份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在流量时代早已失效。那些最优秀的记者往往不是科班出身，报道过“水门事件”的著名调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就从未上过大学。而且，新闻学院的教育和优秀的新闻作品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

更关键的是，美国学费奇高，即使新闻学院是有益的，学生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为了新闻业的包容性和批判性，Felix Salmon认为，没机会读新闻学院的穷人、工薪阶层、有色人种、流动受限的人、单亲妈妈或者是历史中存在感低的少数派，恰恰才是新闻机构要找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比尔·格鲁斯金Bill Grueskin则认为，在今天，新闻学院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如今媒体预算削减，好编辑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难像以前那样，仔仔细细地去教刚入行的记者：什么样的报道是好的报道、什么样的错误不应该犯。这些可以由新闻学院来负责教授。

此外，如今新闻学院面对媒体转型的压力，早已经做出了新的改变。西北大学参与 NUvention项目的新闻学院，就与工程和传播领域的教授合作，设计了媒体技术驱动项目。纽约大学有项目研究如何维系调查性新闻网站的运营。哥伦比亚大学领导了关于数字新闻的研究。布朗媒体创新中心还资助了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进行合作。在本科的新闻课程中，美国的许多大学在保证学生发展写作和计算能力的同时，也会让学生去选修文学，历史和经济学课程，以保证新闻人才的素养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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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实现精英化

需要精英大学新闻学院的改革相配合

美国人的争论与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美国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昂贵学费，使得学新闻的学生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是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首要原因，也因此导致了新闻学院要不要取消的讨论的出现。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机器人甚至也能写稿了。许多人因此预言记者这个职业即将消失。据英国卡迪夫大学传播学院的报告，1985年以来，《泰晤士报》、《卫报》等主要英国报纸，超过60%的新闻内容都是新闻通稿，只有12%的内容是记者第一手原创采访的新闻，各大媒体的原创性堪忧。

更关键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条有价值的消息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记者扮演着“传话人”的角色，社交媒体反过来成为了新闻发生地和传播地，传统媒体的角色遭到削弱。这种当“传声筒”，写简单报道的技术工种，被人工智能替代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在算法和技术逻辑倒逼下，未来媒体人员的数量也许还会减少。为了与写稿机器人相区别，未来的媒体人或许不再是“新闻民工”，而是要在信息增量上做文章。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媒体人要为读者和公共领域寻找有重要意义的话题，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深度见解或更具独家性的优质信息，这才能使媒体人所提供的信息与写稿机器人所提供的信息区别开来。而这恰恰需要媒体人实现精英化，他们不仅要掌握技术，还要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丰富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这也需要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新闻学院的改革相配合。

其实，中国许多大学的新闻学院正在努力适应着当下的新媒介变革，对于新闻人才的跨学科通识教育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早在2012年，就对本科生采取了“2+2”模式，本科的第一、第二年，学生可以在经济学方向、社会学方向、汉语言文学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方向任选一个方向学习，在第三、第四年，再按照新闻传播学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学习，以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至于效果如何，有待时间的考察。

新闻学院的境况，同样是许多泛传媒专业的境况。新时代要求人文社科要打通壁垒，进行通识教育。相应地，学生的就业选择面就可以被打开，学校也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具备复合能力的人才。新闻业只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在各种媒介民主化的时代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人为制造的专业壁垒不应该那么森严。最近，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改为高考分数线录取，虽然是疫情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在无形中扩大了综合招生面，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富有深刻意义。

专才与通才的矛盾在泛传媒行业也许是最小的——泛传媒专业其实需要具备通才素养的专才。这是个“斜杠”的时代，有条件的精英院校，应该率先打破各种人文社科和艺术之间人为设置的专业壁垒和门槛，给予学生更多就业方向上的可能性。这有益于让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出现更好的产品和作品，也赋予了处于就业劣势的文科生更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