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万燕：它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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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燕，今天我们讲的是张爱玲一篇没有写完同时也引起过争议和纠纷的小说《连环套》。

《连环套》可能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多灾多难的一个作品，张爱玲分别在五篇文章里谈到它。但是和同样写了五篇文章谈《倾城之恋》的偏爱不同，对于《连环套》谈这么多次，张爱玲是被逼无奈的。第一次是在《自己的文章》里回应迅雨（傅雷）的批评，第二次是因为稿费纠纷在《不得不说的废话》里辩白，第三次是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告知“无从改起”的《连环套》和《创世纪》没有收入《传奇》增订本，第四次和第五次是因为没写完的《连环套》和《创世纪》三十年后重新出现，张爱玲在《连环套创世纪前言》和《张看自序》里加以解释。

尤其在《张看自序》里，张爱玲花了较多篇幅谈到《连环套》的原型人物，这对她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我们之前说过，张爱玲的很多小说都是有原型的，《连环套》的原型人物，来自于张爱玲的闺蜜炎樱（港大的同学，阿拉伯裔锡兰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的熟人麦唐纳太太（小说中的霓喜）和大女儿宓妮（小说中的瑟梨塔）以及帕西人（小说中的发利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

张爱玲对这几个原型并不隔膜，并且多多少少都接触来往过，但是文中她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这篇小说，用“坏、恶劣、齿冷、破烂”这样的字眼表达了强烈的自我批判，那么，是否写得很糟真的就是当年她腰斩《连环套》的真实原因呢？

《连环套》是按一个长篇小说的篇幅来写的，从1944年1月到6月连载于《万象》第三年第七期到第十二期，连载六期后被张爱玲腰斩中断，中断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受到了傅雷批评的影响，一种说法是因为张爱玲与《万象》老板平襟亚发生了稿费纠纷。我觉得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同时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连环套》题材的写作难度实在太大，形式上又直接和文学阅读记忆相撞，张爱玲写不下去了。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写长篇，而且是在连载赶稿的情况下，表现的又是很难表现的题材：即现代人的姘居生活。也就是在当时不合理的现代婚姻制度下，疲倦的现代人存在的一种男女同居关系。张爱玲曾说“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她还说“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张爱玲选择了这副重担，本来就力不从心，又碰到傅雷对《连环套》的批评和平襟亚的稿费纠纷，内外交困，无法写完是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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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套》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金锁记》还要早，《金锁记》是比张爱玲写作时间早三十年的上海，《连环套》则是五十年前的香港，人物如何活动和说话，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写的内容又是别的作家不敢碰的姘居生活，所以小说中的赛姆生太太（霓喜）很特殊，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来，曾经结婚多次，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始终未曾出嫁。

傅雷在《万象》第3卷第11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盛赞了《金锁记》，对《倾城之恋》批评的同时也肯定了华彩。对《连环套》则从内容到语言、人物行为都做了全盘否定。说“内容贫乏”，说“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似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并断言《连环套》从一落地就逃不脱夭折的命运。

那么《连环套》真的一无是处吗？首先从题目来说，能看出张爱玲是有她清楚的内在逻辑的。这篇小说用的是同题戏名，又名《坐寨盗马》，是京剧武生杨小楼编演的代表作。故事源自清代小说《施公案》，描写绿林豪杰窦尔墩与黄三太比武，被黄暗算，一怒出走，到连环套落草做寨主，他为报此仇盗了梁九公的御马，留名“黄三太”栽赃。谁知报仇不成，反倒一再被骗，直到最后，被骗得交出御马，随仇人之子黄天霸去投案。

连环套既是窦尔墩落草的地名，也是一环扣一环的陷阱，因此有人说京戏“《连环套》是个英雄悲剧，是‘道义’被不断出卖的故事” 。而张爱玲的同题小说，虽然没写完，已经具备完整的理性结构，上演了一出连环套式的女人悲剧——霓喜是那种顽强有争取力的原始女人，尽管如此，等待她的命运无非是从一个男人转给另一个男人，身体不断地被出卖，等到最后醒悟“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的时候，已经衰老无用。小说写到这里，张爱玲并不罢休，她把连环套推向了极致：霓喜的女儿瑟梨塔13岁又要面临着同样的身体出卖了，瑟梨塔的命运会怎样呢？

小说用倒叙的方法开始，六十多岁的赛姆生太太有五个儿女，却是和不同的男人生的，自然也就有一堆孙子和外孙。赛姆生太太的小名叫霓喜，曾经是贫穷而受苦的广东养女，14岁被养母卖给在香港的印度绸缎店主雅赫雅，一直没有名分，除了悍然原始的青春和美，最大的特点是喜欢调情和脾气坏。因为药店伙计崔玉铭的介入，霓喜26岁带着两个孩子被雅赫雅赶出家门，又跟了同春堂药店的老板窦尧芳，个性不改，窦尧芳死后，她人财两空，孩子变成了四个，又跟了英国工程师汤姆生，没想到，添了一个女儿后，汤姆生和英国新娘结婚了。雅赫雅的远房表亲发利斯来找她，却为的是看中她的女儿瑟梨塔，霓喜知道自己老了。

从目前的半成品来看，张爱玲想把《连环套》写成超越《歇浦潮》（当时有名的黑幕小说）的自然主义小说，所以之前她擅长采用的心理分析、电影、音乐、绘画、西方小说结构等手法，在《连环套》里基本都放弃了，只在几处采用过，比如“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色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这一段，表现她心理上的自贬，从此失去了吸引男人的悍然的美。

这样，小说的文体就落到了傅雷和张爱玲都触及的问题，就是《连环套》更多的是采用中国旧小说的方法，对于这点，傅雷和内容一样批评得很厉害，张爱玲在回应的时候说：“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份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但是今天来看这种旧小说的写法，反倒别有风味。霓喜在绸缎店横扫绸缎的文字，令人想起《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段落：“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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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套》从主题内容到词句，张爱玲都做了自我辩护，然而，三十年后，我们看到张爱玲在《张看自序》里把自己批得比傅雷还厉害。的确，《连环套》是有不少毛病，比如，作为长篇，故事的自然主义手法写到腰斩处再往下就推动力不够了，调情的“自然主义”又不能扩大，发利斯和瑟梨塔的发展以及之后的故事，会重复霓喜连环套的叙述陷阱，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瑟梨塔后面的行为是走向极端的反叛，做一个和母亲完全不同的女人。崔玉铭这个重要的结构性人物，是他促成了霓喜离开雅赫雅，又是他促成了霓喜和窦尧芳，同样还是他，在窦尧芳的安排下，断了霓喜的后路，结果却没有任何交待（连米耳先生都交待了）。“观之不足，看之有余”的类似笔调也是漏洞。

张爱玲通常写小说都有详细大纲，但这篇小说没有，造成这些漏洞是多产和催稿的缺陷。而《连环套》以及张爱玲之前小说最大的问题，傅雷有一段批评还是中肯的：“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从此，张爱玲把不写《连环套》似的作品，看作自己消极的成绩。

《连环套》是张爱玲创作中重要的分水岭，她是一个有着自觉意识的作家，张爱玲最具自己特色，风格比较净化的小说都在《连环套》之后，也就是以《传奇》增订本后期开始到晚年《小团圆》的小说，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独立的张腔。因为文学遗产彻底被她消化了。

但事实上，今天来看《连环套》，还是有不少优点的，把它作为中篇小说来看，已经有了戛然而止的结尾，反而给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殖民地的日常风情画卷很形象，人物刻画到位，故事跌宕起伏，霓喜和男人们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甚至彼此互为连环套。

这篇小说有三个地方值得探讨，就是张爱玲对于交响乐、孩子和乡下的美学表现。

《连环套》开篇写到下午的音乐会，把通常被人看作高品位的交响乐和小提琴写得很不堪，小说里冗长繁重的交响乐到最后的高潮，不是“凶犷的悲哀”就是“千古的哀愁”，张爱玲对交响乐的这种美学批判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结合她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梦魇”就不难理解了，交响乐是属于大气磅礴的新时代的，就像她说的米开朗基罗的石像，但她和她小说中的人物生活的时代无法体会交响乐的美，霓喜就更不能体会。

我们讲《茉莉香片》的时候，曾经谈到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孩子的描写，但这篇《连环套》是个很大的例外，因为小说没有完成，例外也就没有完成。但依然是张爱玲笔下的孩子和少年值得探讨的话题。小说中不断写到孩子，孩子是霓喜跟随不同男人留下的骨血，可是这些骨血也渐渐变成了她靠不住男人，靠不住钱财，也靠不住自己后的资本，比如这两段描写：

“她索索抖着，在地板上爬过去，搂住她八岁的儿子吉美与两岁的女儿瑟梨塔，一手搂住一个，紧紧贴在身上。她要孩子来证明这中间已经隔了十二年了。她要孩子来挡住她的恐怖。在这一剎那，她是真心爱着孩子的。再苦些也得带着孩子走。少了孩子，她就是赤条条无牵挂的一个人，还是从前的她。……雅赫雅要把孩子留下，似乎他对子女还有相当的感情。那么，如果她坚持着要孩子，表示她是一个好母亲，他受了感动，竟许回心转意，也说不定。霓喜的手臂仍然紧紧箍在儿女身上，心里却换了一番较合实际的打算了。”

“每每当着汤姆生的面她就兴高采烈说起她前夫雅赫雅，他怎样虐待她，她怎样忍耐着，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后来怎样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她又跟了个中国人；为了瑟梨塔和吉美和那中国人的两个孩子她又跟了汤姆生。”

孩子之外，小说中对于乡下的描写也是烦恼的，因为霓喜经受过穷人的黑色和折磨，乡下在她的内心充满着可憎和悲悯：

“「我本是乡下出来的，还回到乡下去，什么过不惯？」两句话才说出口，她自己陡然吃了一惊。乡下出来的，还回到乡下去！……那无情的地方，一村都是一姓的；她不属于哪一家，哪一姓；落了单，在那无情的地方；野火花高高开在树上，大毒日头照下来，光波里像是有咚咚的鼓声，咚咚桩捣着太阳里的行人，人身上黏着汗酸的黑衣服；走几里路见不到可说话的人，闷臭了嘴；荒凉的岁月……非回去不可么？霓喜对自己生出一种广大的哀悯。”

“在她的社会新闻栏前面，霓喜自己觉得是栏杆外的乡下人，扎煞着两只手，眼看着汤姆生与他的英国新娘，打不到他身上。她把她自己归到四周看他们吃东西的乡下人堆里去。整个的雨天的乡下蹦跳着扑上身来如同一羣拖泥带水的野狗，大，重，腥气，鼻息咻咻，亲热得可怕，可憎。”

这里的乡下和以后张爱玲所表达的乡土中国有着不同的美学呈现，对于霓喜来说，她为了逃脱乡下的贫穷，死死地要抓住城里单纯的物质生活，甚至不惜以身体和孩子为资本，最后却变成回不了乡下的城市动物。

好，今天的赏读就到这里，下次我们讲张爱玲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