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万燕：“我爱张爱玲”

1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燕，今天接着讲《倾城之恋》的第二部分“我爱张爱玲”。

这个题目来自于1992年台湾作家林裕翼的获奖中篇小说《我爱张爱玲》，小说就是根据《倾城之恋》来展开的，以人们对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个人物的痴狂为题材，再现范、白之无穷魅力，小说里有一段精彩的话：“张爱玲的小说很多人都爱读，但如果你是个小说创作者，那她就是个魔咒、是个灾难，她挡在通往纯文学的路上，坚硬如石如岩如铁如钢，劈不开、锯不断、砍不裂、烧不化，你看见自己往那块坚硬的灾难撞去，鲜血直流，你再试图撞开它，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张爱玲绕不过《红楼梦》，很多人也绕不开张爱玲。

贾平凹曾说：“张爱玲是个会说是非的女狐子”。这种”会说是非“的聪明狐性典型地体现在对《倾城之恋》的表现力上，虽然张爱玲把这篇小说的观察视点放在白流苏身上，但她同时成功地塑造了柳原和流苏两个角色和他们之间诚意与真心的互动，比通常的小说只突出一个人物略胜一筹。

文学遗产的记忆对于张爱玲来说，不自觉的影响肯定很深，但是张爱玲在23岁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具备相当自觉的文体意识、人物意识和语言意识，这点从《倾城之恋》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她颠覆了”灰姑娘和王子“的传奇模式。

英国文学史上，曾经有个作家叫塞缪尔。理查逊，他的小说《帕梅拉》对英国和欧洲小说影响很大，这个帕梅拉是一个遇到男主人非礼，就会昏倒的女仆，后来英国文学有一系列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女主角，被称为“帕梅拉的女儿们”，简爱的形象也属于帕梅拉的女儿们。张爱玲的颠覆在于，流苏已经偏离了帕梅拉的女儿们的跑道，她和柳原的关系模式被改变了：柳原除了比流苏有钱有教育背景，流苏除了比柳原多些天真，其实他们是一类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一个自私的男子，和一个自私的女人，在战争的炮火下，被逼走向返朴归真。

2
上次我们谈到张爱玲比较偏爱《倾城之恋》，她曾说“还是不坏的，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从年轻到晚年，她至少在五篇文章里分析或介绍过与这篇小说有关的内容，先后是《论写作》（1944年4月），《自己的文章》（1944年5月），《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罗兰观感》（1944年12月），《回忆倾城之恋》（1984年8月）。这种偏爱除了她对小说本身做足的功夫，比如她曾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
一句话，就是自觉进入艰苦而专业的写作中她还始终心里装着读者。

有一段得意的句子，四十年后她依然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和满足，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倾城之恋》里这段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厅大厅描写：

“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拍拍打着，下劲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炮子儿朝这边射来，他们便奔到那边，朝那边射来，便奔到这边。到后来一间敞厅打得千创百孔，墙也坍了一面，逃无可逃了，只得坐下地来，听天由命。”

1944年4月，张爱玲在《论写作》一文里谈到她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如匪浣衣”的那种，专门在括弧里括了一段诗经《柏舟》给《倾城之恋》的灵感：

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其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吧？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没想到，刚写到男性读者们不一定能领略，不久就有一个男性评论家出来发声了。他就是左翼文人傅雷。

这是张爱玲偏爱《倾城之恋》的另一层重要原因，即傅雷对《倾城之恋》的批评。1944年5月，傅雷化名”迅雨“在《万象》上著文《论张爱玲的小说》，文章里他高度评价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也严厉地批评了《倾城之恋》，说这篇小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并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

同月，张爱玲立即写了《自己的文章》回应，不失礼数，又处处阐明立场。这题目很有意思，叫《自己的文章》，自己的文章就像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只能自己说好又自己骂，别人说好可以，要骂是不行的，父母马上会跳出来维护自己的孩子，就像作家维护自己的文章一样。《连环套》张爱玲在辩解维护的时候，也承认未免刻意做作，但对于《倾城之恋》，她却是不依不饶地维护。

很明显，两人对《倾城之恋》这个小说产生了歧义和争议。

3
现在来看，两个人完全就没在一个话语场。也就是说，傅雷用的是另一套文学理论标准来衡量《倾城之恋》，（类似于用吉普赛女郎的美人标准来衡量含辞未吐的楚楚可怜之美）或者说，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倾城之恋和范白两个人物，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文学理论标准来分析欣赏。张爱玲觉得傅雷不能“领略”她，她说：

“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的；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也就是在这篇辩护的文章里，张爱玲被逼着以作家的身份进入理论，谈到了她许多重要的美学思想，比如她对人生飞扬和人生安稳的认识，对力和美的认识，对斗争的认识，对时代的认识，对人物的认识，对恋爱和战争的认识，对素朴和浮华的认识，对伟大和美的认识，对写作手法的认识，对主题的认识，对现代人和现代婚姻制度的认识，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不是理论家的角度，一股脑说了很多理论家可能需要用著作等身去说的理论问题，能感觉到她在保持礼数下很着急，着急她说的当时“似乎文学作品缺乏，理论也缺乏”的状态。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几个她创作的重要词：苍凉，参差的对照，不彻底的人物（凡人）。

《倾城之恋》就是着重体现这几个词的小说。在反讽和悲哀中有着肯定的人生态度。首先体现在小说的题目，题目让人自然联想到古代倾国倾城的美人和爱情故事，汉代李延年曾有诗句“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那是很多人神往的传奇。

但是张爱玲在小说中瓦解了神话般的传奇，“即使女人有倾城之貌，却无倾城之力。换言之，肯为女人倾城而牺牲一切的男人已经没有了。“张爱玲在中学毕业纪念册的爱憎表上“最恨”一栏，她填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结了婚”。”最爱“一栏，她填的是爱德华八世，就是英国那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退位国王。爱德华八世这样肯为女人牺牲江山的男人是许多女性向往的，而在《倾城之恋》里我们看到最大的反讽是一个城市的倾覆才成就了一段姻缘。因为城市的陷落才使范柳原走不掉，回来和白流苏结了婚。

张爱玲在这个小说里用反浪漫消解掉了浪漫，浪漫的爱情传奇在小说里变成了一对聪明而自私的男女间的较量。让人疑惑是倾城之恋？还是倾恋之城？”艳异的空气制造和突然的跌落“，造成了她喜欢的反高潮的意味，小人物的画卷生动展开：从试探诚意与真心——不朽的调情——传奇中呱呱叫的人性。

小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就是柳原和流苏曾经靠着的那堵墙，象征着和现代文明相对的地老天荒，在战争中也可能变成了断瓦颓垣。这堵墙也暗示了流苏的身份是像蹦蹦戏花旦那样的女人，地母一样的女人。我们在发刊词里谈到过张爱玲笔下的蹦蹦戏花旦，在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这样的女人，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张爱玲曾在《罗兰观感》里明确提到，《倾城之恋》的故事是烂熟的：小姐落难，为兄嫂所欺凌，”李三娘“一类的故事。这个李三娘就是她描述过的蹦蹦戏花旦。所以流苏虽然惨跌了，但乱世就是她的盛世。她就像张爱玲说的：跌将下来，划过一道光，把原来与后来的境地都照亮了，怎么样就算高，怎么样就算低，也弄个明白。

还要注意小说里的萨黑夷尼公主，在战争之前，她是柳原和流苏调情的一个重要砝码，造成她与白流苏之间的升降沉浮。但是战争之后，夸张艳丽的她却变得很落魄，像历史中一个“华丽的沉影”，败在了流苏手下。这个所谓的公主是一个时代的参考物。

《倾城之恋》的故事是充满活力的，很有读者和观众缘。1944年12月，张爱玲曾亲自将这部作品改编成舞台剧于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演，几十年后，又不断被搬上舞台和银幕，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事件。

好，《倾城之恋》的全部讲解今天就结束了，下一次我们讲《金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