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和平的鼎盛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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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份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仔细考虑了这封信的建议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更为真诚的社会主义代表。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注】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