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和平的鼎盛时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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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7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8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