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第45集：罪犯的类型 （上）罪犯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哪些借口？

第九章 第二节：罪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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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罪犯区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罪犯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的同胞之爱，对此完全没有经验。这种罪犯对别人有一种敌意的态度。他的面容充满敌意，并且把每一个人都视为敌人。因此，他根本不会发现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在犯人的埋怨中，阿德勒注意到有人在说：“我会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这一点，应该再详加讨论，但是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罪犯所受的教养和训练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没学会合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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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可能也想把他们的孩子教育成良好的公民，可是他们却不知从何入手。如果父母整天板着脸，事事吹毛求疵，孩子们一定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父母骄纵孩子，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孩子只会因为自己的存在，便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不愿意作出任何有创造性的努力，来获得其他人的赞扬。因此，这些孩子会丧失奋斗的能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来注意他们，也一直期待着某些事情的到来。如果这些孩子找不到可以满足他们愿望的方法，他们就会责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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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几例个案，来看看阿德勒所说的是否正确，当然，这些个案的内容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阿德勒要讨论的第一个案例，是从薛尔敦和吉利克合著的《五百犯罪生涯》一书中选出来的，是“百炼金刚约翰”的个案。这个男孩检讨他犯罪生涯的起因时说：“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自甘堕落。一直到十五六岁，我和别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我喜欢运动，我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来看，我的生活井井有条。后来，我的父母让我退学，要我去工作，并且把我的薪水全部拿走，每个礼拜只给我五角钱。”这些话都是他的控诉。如果我们去询问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庭情境，我们就能发现他经历了什么。目前，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家庭不太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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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了将近一年，然后我开始和一个女孩子来往。她很喜欢玩。”我们经常会发现罪犯会把感情寄托在一个喜爱玩乐的女人身上。这是一个合作程度的问题。罪犯和一个喜好玩乐的女孩子来往，可是他每星期只有五角的零用钱。他这样做也并不能真的解决爱情问题，罪犯自己应该也知道天下还有许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阿德勒认为，如果是他自己遭遇了这种情况，他会说：“如果女孩这么喜欢玩乐，她一定不是我想要的女孩子！”可是，每个人对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的看法却是各不相同的。​

“这年头，只凭一个礼拜五角的零用钱，你根本不可能让女孩子玩得痛快。老头子又不肯多给我一点。我难过得很，心里总是在想，要怎样我才能多赚一点钱？”常识会告诉罪犯：“你应该更加努力，多赚一点钱。”但是罪犯却想不劳而获，他希望讨好这个女孩子，也使自己高兴，其余的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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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人，很快我们就混熟了。”遇见陌生人是对这个男孩子的又一次考验。有正当合作能力的男孩子，是不可能被引诱动心的。但是对于这种男孩子来说，接受诱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他是‘老大’，我们一起干了几票生意，都顺利得手了，以后我就很熟练了。”

阿德勒还了解到：男孩的父母有一栋他们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领班，只有周末他们才能全家团聚。这个男孩是家里三个小孩之一，在他误入歧途之前，他们家里从没有人有犯罪的记录。阿德勒很想知道主张遗传的科学家对这个个案会有什么样的解释。男孩还承认在15岁时便开始和异性发生关系。阿德勒断言，有些人一定会批评这个男孩好色。但是这个孩子对别人并没有兴趣，他只想使自己快乐。

纵情声欲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这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男孩是想在这方面寻求别人的欣赏，从而使自己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这个男孩也希望在容貌上胜过别人，以此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男孩经常会替女孩们付钱，希望能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戴着一顶宽边帽，颈部系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皮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并给自己取了一个“西部不法之徒”的外号。这个男孩的虚荣心很强，但他又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英雄作风。男孩16岁因行窃被捕后承认了控诉他的各种罪名，并且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还有很多其他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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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活下去有什么价值。对于所谓的仁道，我除了蔑视外，没有其他的看法。”这些思想其实全部是他潜意识的。男孩不了解它们，他也不知道它们组合以后的意义是什么。男孩觉得生命是一种负担，但是他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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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信任别人。大家都说贼不互偷，其实没这回事。我曾经有个伙伴，我对他仁至义尽，他却在暗中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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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也会像平常人一样正直。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有足够的钱可以随意消费而不必工作。我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它，以后我也绝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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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最后一点转译如下：“应该对我误入歧途负责的，是压抑。我强迫着去压抑自己的希望，结果变成了罪犯。”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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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说，“我从来没有存心想犯罪。每当我开车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些东西会来招惹我，让我心痒难熬，结果我只好把它带走了。”男孩相信这是英雄行径，绝不承认它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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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道，“我第一次被捕时，身边有价值四千元的珠宝。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事是比找女朋友更痛快的，所以想卖掉珠宝换点现金去看她，结果他们就抓到我了。”这种人在他们女友身上大把地花钱，轻易地赢得了女友的好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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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有各种学校，我要在这里尽我所能地接受教育—— 我不是要洗心革面，而是要把自己变成社会上更厉害的人物！”男孩的这种态度表现出对人类的极度痛恨。不仅如此，这个男孩不想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一定要绞死他！你想我会罪恶深重到把一个人带进这世界里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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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样感化这样的人呢？除了想办法提高他的合作能力，让他明白自己生活的错误方式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只有在追溯出他儿童时代最早产生的误解时，才能设法劝服他。在这个个案中，案件里并未描述出阿德勒所认为的关键所在。阿德勒猜测这个男孩是长子，最初作为长子受尽宠爱，之后，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出生，使其觉得权位尽失。假如阿德勒的猜测正确，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小事都可能妨害到一个人合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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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还说，当他被送入工业感化学校后，在那里受尽了虐待。当他离开时，心里充满了对社会的强烈仇恨。对这一点，阿德勒说了这样几句话。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监狱中的粗暴待遇就是一种挑战。它是对人强韧性的考验。同样地，当犯人们不断听到 “回头是岸，重新做人”这种说法时，他们也会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想要成为英雄，因此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一类挑战。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一种比赛，觉得社会在挑战他们，他们必须坚强地撑下去。如果一个人以为他正在和全世界作战，那还有什么事比挑战更能惹恼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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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问题儿童的教育中，向他们挑战也是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看看谁比较强！我们看看谁撑得住！”这些儿童和罪犯一样，都沉迷在要成为强者的想法中。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他们会明白自己是可以摆脱这种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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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院里常常对犯人们提出种种挑战，这是最糟糕的做法。阿德勒分享了一个谋杀犯的日记，这个谋杀犯已经因为这项罪名被处绞刑了。他残酷地谋杀了两个人，在作案之前，他把自己的意向都写了下来。这部日记给了阿德勒一个机会，让阿德勒能描述出罪犯心中所进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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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人在犯罪之前是没有计划的，在做计划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必然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一类的自白书中，阿德勒从没有发现过犯人把自己的罪行描述得简单明了的例子，也从没有发现过不想替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犯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感觉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他也会希望和社会感觉协调一致。同时，他还要准备消灭社会感觉，在他作案之前，要先突破社会兴趣的壁垒。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拉斯柯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该去犯一项罪行。最后，一个想法使得他鼓起勇气，他在心里问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一只虱子？”​

罪犯们经常用这一类的想象来欺骗自己，激励自己。其实，每个罪犯都知道他不是在从事着生活中有意义的行为，他也知道生活中有意义的行为是什么。然而，由于懦弱的缘故，每个罪犯对这些有意义的行为都置之不理。罪犯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们缺乏成为有用之才的能力。生活中的问题都是需要和人合作才能解决的，可是罪犯对合作之道却一窍不通。以后，如果罪犯想摆脱肩上的负担，他们会寻找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径，例如生病、失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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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都是从这部日记中摘录出来的句子：

“认识我的人都背离了我，我讨人厌，我惹人嫌，我是众人侮辱的目标。我的巨大不幸几乎要把我毁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应该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可是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肚皮可是不听指挥的啊！”罪犯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刑台上。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死在绞刑台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案例中，有个母亲对他的孩子预言道：“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绞死我！”当这个孩子17岁的时候，果然绞死了他的妈妈。预言和挑战有着同样的作用，也会让罪犯觉得他是在和社会竞赛，他只有实现预言才能赢得这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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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顾不得后果了。无论如何我总要死。我一无所有，别人也拿我无可奈何。既然我想要的女孩子都不肯和我见面了……”他想要勾引这个女孩子，可是他既没有体面的衣裳，也没有钱。他把这个女孩子看作是一宗财产，这就是他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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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好拿出同样的手段，想办法把她弄来当奴隶，否则我就彻底受不了了！”这种人都喜欢采取激烈的极端主义。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要么想得到每一件东西，要么就什么东西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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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我就要孤注一掷了。祭品也已经选定，我在静待着时机的到来。当它来临时，发生的将是一件没有人干得了的事。”，“它一定惨绝人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出来。”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带了一把小刀，杀死了一个大惊失色的人。这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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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肚子也驱使着人们去做最黑暗的罪行。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了，不过我不在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饥饿的痛苦。我已经受够这种痛苦的煎熬。最后的苦恼将是接受他们的审判。犯了罪当然要付出代价，不过死亡总比挨饿好。如果我饿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可是，现在有多少人会注意我！也许有些人还会为我流下同情之泪。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必须干！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今夜这么彷徨，这么害怕过。”罪犯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英雄！在审讯时，他说：“虽然我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我是注定要陈尸绞架，遗憾的是别人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而我一辈子都没穿过像样的衣服。”他不再说饥饿是他的动机，现在他关心的是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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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辩解道，“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事。”罪犯辩解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总会来这么一手。有时候，罪犯在作案前会先喝酒来推卸责任。这些都证明他们要寻找如何努力才能突破社会感觉壁垒的方法。在每一段对犯罪生涯的描述中，阿德勒相信，他都能指出罪犯所说过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