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 第44集：犯罪心理（下） 罪犯的心理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第九章 第一节：犯罪心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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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心理学告诉人们，生活的问题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有时候也能够有朋友，但大多数是同流合污的朋友。他们在结党营私的同时，彼此之间可能也会推心置腹。然而，这里也可以看出罪犯是如何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的。罪犯不能和社会中的一般人成为朋友。把自己当作是社会中的边缘人，他们不知道和一般人相处时，要怎样做才会觉得自在。

第二类问题是包括与职业有关的各种问题。如果问罪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有许多人会回答：“你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辛劳！”。罪犯认为工作是辛苦的，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和困难搏斗。有价值的职业包含着对他人的兴趣和对别人幸福的贡献，而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少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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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身上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大部分的罪犯对如何解决职业问题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多数的罪犯都是不学无术，缺乏一技之长的人。如果你追溯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们在学生时代，甚至是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遇到困难了。他们从未学会合作之道。但是要解决职业问题，必须要先学会与人合作。因此，假如这些罪犯在职业问题上失败了，我们也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应该把这些罪犯看作是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在参加地理科目考试一样，他自然会答非所问，甚至交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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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问题包括了所有与爱情相关的问题。在美好的爱情生活中，对配偶的兴趣和合作是同等重要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送进感化院的犯人，在入院之前，有半数患有性病。这个现象表明，这些犯人面对爱情问题的需要时，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把异性当作是一宗财产，我们经常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购买的。对这种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也是他们应该保有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伴侣关系。有许多罪犯说道，“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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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应该从哪里开始预防人们犯罪了。我们必须教会罪犯合作之道，只在感化院里鞭打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如果只是对罪犯进行鞭打，他们被释放后，很可能会再次危害社会。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是绝对无法将罪犯完全隔离开的。因此，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罪犯对于社会生活还不适应，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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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上都不愿与人合作，这可不是个小问题。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合作，和别人合作的程度表现在我们观看、谈吐和倾听的方式中。阿德勒认为如果自己的观察没有错误的话，罪犯看、说、听的方式都和别人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语言，这种差异妨害了他们智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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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了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因素，我们给予语言一种共同的解释。我们理解它的方式，应该是和任何其他人是一样的。但是罪犯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和智慧。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其罪行的解释方式中看出这一点。罪犯既不愚笨，也没有心智低下。如果我们接受了罪犯错误的个人优越感的目标，按照他们的逻辑去思考，会发现他们的结论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正确的。也许有的罪犯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很棒的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杀死他！”现在，假使我们也承认他的欲望是很重要的，而且又没有人要求他以正当的方式谋生，那么他的结论便是正确的。当然，这是完全违背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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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匈牙利发生过一宗刑事案件。有几个妇人用毒药制造了许多起谋杀案。当其中的一个人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病得奄奄一息，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愿意再和儿子合作了，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这位妇人是很清醒的，但是她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知，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罪犯在看到吸引人的东西时会想轻而易举地获取它们，并且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应该从这个自己不感兴趣，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把这些东西夺过来。这些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别人的重要性也有一种错误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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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罪犯来说，缺乏合作精神这一点不是最主要的。罪犯全部都是懦夫，他们逃避了自己能力不足以应付的问题。除了所犯的罪行之外，我们也可以从罪犯面对生活的方式中看出他们的懦弱。包括在罪犯所犯的罪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懦弱。罪犯隐藏在僻静和黑暗中，恐吓过往行人，在行人采取防卫措施之前他们先亮出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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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以为自己非常勇敢，然而我们绝不能认同他们的想法，否则就是被愚弄了。罪行是懦夫模仿英雄行径的表现。他们在追求着一种自己构想出来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以为自己是英雄，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感知，也是他们缺少常识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些罪犯其实是懦夫，假如他们知道我们对这一点很清楚的话，必然会大吃一惊。因为罪犯认为自己击败警察的时候，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感都会增加，他们常常会想：“我是绝不会被抓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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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对每一个罪犯的生涯做一次仔细的探讨，阿德勒认为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个罪犯曾经犯过许多罪而未被发觉。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东窗事发时，这些罪犯会想：“这次我在某些地方失策了，下回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点！”假如这些罪犯成了漏网之鱼，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目标，洋洋得意，并接受同伴的祝贺和赞赏。​

我们必须打破罪犯对其勇气和机智的评价方法。但是，如何去打破呢？我们可以在家庭、学校或感化院里做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再描述罪犯自我评价的要害所在；现在，让我们先进一步来讨论可能造成合作失败的环境。有时候，这个责任必须由父母来承担。也许母亲方法不对，不能让孩子和她合作。母亲或许认为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或许是自怨自艾，自己都不能和自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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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愉快的婚姻或破裂的婚姻中，很容易发现合作精神的缺失。婴儿最先是和母亲合作，而这位母亲很可能不希望让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他父亲、其他孩子或成人身上。此外，这个孩子可能认为自己是家庭中的霸王。三四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便被从王位上赶了下来。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假如追溯罪犯的生活，大概会发现，罪犯的问题在他早年的家庭生活中便已经出现了。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也没有人去纠正孩子的这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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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中，假如有一个孩子特别杰出或天赋特别高，这对其他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难堪的事情。有天赋的孩子获得了最多的注意，其他人会因此觉得气馁而愤愤不平。他们拒绝合作，他们想奋力竞争，却又没有足够的信心。这些孩子被别人的光芒所遮掩，没有机会表现自己才能。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不愉快的人格发展。在他们中间，我们可能发现有罪犯、神经病患者或自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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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缺乏合作精神的孩子，在上学第一天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行为中看出这一点。缺乏合作精神的孩子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也不喜欢老师，上课时也不听讲。如果老师不了解他，他可能会遭受新的打击。他会受尽冷嘲热讽，而不是谆谆教导和鼓励，教师也不会向他传授合作之道。毫无疑问，他会觉得学业很乏味！假如孩子的勇气和自信时时受到新的打击，他自然不可能对学校生活感兴趣。你常常会发现很多罪犯在13岁时仍然在读四年级，而且时常因为自己的愚笨受到责备。罪犯对别人的兴趣逐渐丧失，他的目标也渐渐转移到没有用的东西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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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也很容易使人产生对生活的错误解释。出身贫寒的儿童在家庭之外可能会遭到社会的敌视。他的家庭可能衣食匮乏，艰难地和生活搏斗。贫苦人家的孩子自己也可能很早就需要赚钱贴补家用。当孩子看到许多有钱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并能随心所欲地买东西时，他会觉得这些人享受的权利不应该比他多。这就是在贫富悬殊的大都市里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原因。妒忌绝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得到优越感的方法就是对金钱的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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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感也可能集中在人身体的缺陷上，这是阿德勒的发现之一。也因为这一点，阿德勒替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遗传理论做了开路先锋。但是，最初阿德勒在写由身体引起的自卑感和其心灵上的补偿作用时，他便已经预感到这种危险了。这种自卑感的产生不应归罪于身体，而应问罪于教育的方法。

如果我们的教育方法正确，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对别人，对自己都会感兴趣。假如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们发展对于别人的兴趣，他们便只关心自己。当然有许多人患有内分泌腺的缺陷，但是阿德勒却很乐于澄清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其实无法说出某种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类内分泌腺的作用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却不会损及人格。因此，我们可以撇开这个因素不予考虑。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找出正确的方法，从而使这些孩子成长为良好的公民，并且有和其他人合作的兴趣的时候，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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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犯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孤儿，按照阿德勒的看法，如果人类不能在这些孤儿之间建立起合作精神，简直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私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们的情感，并将之转移到全体人类身上。被遗弃的孩子经常会走上犯罪之路，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没人要他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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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犯中间，经常能够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而这点曾经被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容貌丑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这类人是非常不幸的。也许他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没有吸引人的外貌，遭受着社会的偏见。如果这一类孩子长得丑，整个人生都承受着重压，他甚至没有我们每个人欢乐而美好的儿童时代。但是，假如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这些孩子，他们也会发展出社会兴趣。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在罪犯中，有时候也会发现英俊潇洒的男孩或男人。假若前面提到容貌丑陋的人被视作不良遗传的牺牲品，天生就带有身体上的缺陷——如残手、兔唇等，现在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呢？其实，他们也是生长在一个很难发展出社会兴趣的情境里，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