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之国》*********

我的读后感

我们很难回到历史中，而中国的历史书中又存在着巨大的疑点。刻意的妖魔化和神化都无处不在。因此，看一看西方的那些中国历史亲历者是如何记载和评价中国的，有助于我们回到过去，即便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想象一下古代，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背景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吸引力从未完全消失过。

在13世纪马可波罗的笔下，当时是可汗统治着这个传说中的国度。而在哥伦布的心中，可汗一直是中国的统治者。这就是这本书取名大汗之国的原因。本书对中国的观测来自各种资料，包括外交官报告、诗歌、舞台剧、家书、哲学论文，甚至小说。涵盖从1253年到1985年超过700年的时间。

马可波罗的世界

西方世界第一本讨论中国的书是马可波罗的《寰宇记》，也叫做《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是1298年他在狱中或遭软禁时，向一位名叫前鲁斯梯谦的人口述而成的。主要回忆1275-1292年间，马可波罗住在中国并为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

但这本书有很多疑点。

首先，这本书有八十多种手稿，却没有原始手稿。

马克波罗书中记载了他的父亲、叔叔和他帮助忽必烈攻克襄阳城（就是郭靖守的那座）的经历。襄阳城破于1273年，波罗在1274年前不可能到中国。

波罗似乎不认识任何中国人，从未提到茶叶或书法，没有评论过妇女缠足，或谈到长城。

不过他记录了以煤炭做燃料，还说了北京青楼区的规模和功能。

总之，书中的内容既荒谬又详实。

比波罗更早的鲁不鲁乞

最早在文献中记录中国的人是圣方济修会修士威廉.鲁不鲁乞。他受路易九世派遣，到蒙古都城哈拉和林说服蒙哥可汗参与基督教反伊斯兰教大业。

他是这样描述中国的：

契丹人口不多，他们讲话时鼻子重重地呼吸；众所周知，所有东方人眼睛都很小。无论做什么，他们的手都极巧，他们的医师善用草药，并能根据脉搏精密诊断。但是他们不采尿样，对于尿液一无所知。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在哈拉和林就有这种人。他们还有惯例，父亲从事什么行业，儿子也必须继承衣钵。

监狱中看到的中国

随着1340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1368年蒙古王朝灭亡以及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欧洲与中国的交流被腰斩了。直到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才再次来到中国。但因为一名船长辱骂并攻击中国官员，皇帝大怒，囚禁、流放、甚至处死了很多西方人。1553年，有个叫佩雷拉的军人兼商人重获自由，他写了份在中国的报告。语言不通，加上他生活很悲惨，没有太多高端生活的记录。

但对于中国的牢房，他记录的活灵活现：

打人的工具是竹条，由于中间裂开，竹子看起来平坦不尖锐。挨打的人匍匐着趴在地上，刑吏拿着竹条使劲的抽打他的大腿，即使旁观的人也会吓得浑身发抖。抽十下会造成大量出血，二十至三十下会血肉模糊，五十至六十下将需要长期疗养，如果是一百下的话，那就无药可救了。而这种重罚，往往施加在那些拿不出任何贿赂以买通监督行刑官吏的人身上。

尽管佩雷拉被中国法律惩罚，但他却大力赞扬中国的司法体系。

他这样记载：

在公开场合质询证人……由于听证大厅上挤满了人，想要聆听证人的说词，因此只有实话才能过关。……在这个国家，除了公开听证的过程，他们也非常敬畏他们的皇帝，而且摄于他的威严，绝不敢有不实之言。总之，这些人独特的司法审判，较之罗马人或任何其他人都要杰出。

其他让佩雷拉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

城市里人和动物的排泄物均有人悉心收集；用筷子吃东西；使用鸬鹚捕鱼；人多；爱传谣言；“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鸡奸，不仅下层社会很普遍，精英阶层也不罕见。”

定居在中国的利玛窦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澳门，学会中文后1583年进入中国。先后住在广东、南京，最后在北京。1610年殁于北京。

他在中国文化、语言、社会方面的造诣，西方人无出其右。

利玛窦发现，虽然名义上皇帝是统治者，实际事务却由文官系统掌控，加上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社会和谐才得维持。

劳工大众各安其位，年轻人的婚姻都由父母安排，缠足习惯使得妇女安分的守在家中，年轻人必须花大量精力学习艰涩的中文，自然减少了放荡不羁的机会，饮酒时相当节制，宿醉根本闻所未闻。

利玛窦将GOD翻译为中国文化中的“上帝”，以便令中国人的祭祖和基督教联系起来。为了有所区别，后来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天主”。

利玛窦很少批评中国人，他认为科学曾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优势，只是没有充分加以发展。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伦理学只是一串箴言与推理。”利玛窦唯一严厉批评中国人之处，就是中国男人中太多人从事鸡奸行为。他曾在北京街上目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妓。

闵明我承认中国文明

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1659年抵达中国。

1666到1669年被捕，1672年返回西班牙。

他认为中国人有礼貌、冷静，中规中矩。

“汉人、鞑靼、日本人以及其他亚洲人，绝对不是野蛮人，因为他们既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也守秩序，完全依据理性，过着法治的生活。”

他赞美中国是：

“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关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

最有趣的是闵明我发现中国人极有复制天分，他并因此担心，中国人会运用这种能力打垮西方的出口贸易。

“所有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仿制的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

最后闵明我提出了一些省思，也就是真与假，真货与赝品的区隔。

而这些正是宗教信仰的本质。

500年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正式的使团访问

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政府终于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

在面见中国皇帝时，必须遵守繁冗的觐见礼仪——包括九次匍匐在地，以及很多自贬的话。

第一份完整的北京之行的报告是由荷兰人奥尔夫特.达帕1667年提出的。

真正的写实报告是葡萄牙传教士皮方济撰写的。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

“夏天温度极高，更苦的是，风沙极大又极细。只要一上街，我们的头发和胡子就变得和磨坊主人一样，全盖上一层白粉。水质很差，到了晚上衣服里会钻进一大堆虫子，我们之中很多人都被咬过。到处都是苍蝇，而且会讨厌的叮人，蚊子就更别提了。东西样样贵。街道什么都没铺，据说以前还有，后来鞑靼下令挖掉石板，以方便马匹行走。也因此到处是风沙，一旦下雨就变成泥泞一片。……由于规定高度不准超过宫墙，房舍都盖得很低，品质更是差劲，墙壁几乎都由泥巴灰泥糊上竹条盖成，很少用到砖头，窗外也没有景观。整个中国都是这样。”（看来沙尘暴那时候就很严重了）

古时候的欺诈行为

英国军舰舰长乔治安生已经差点和中国人打了起来。所以他的记载也比较刻薄。他得出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在欺诈、造假和揩油水上，不能将其他人拿来和中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天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根本就不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因此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中国人也许乐于讨好指挥官，但是我们却不容易分辨它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安生罗列了他见到的不肖行为，包括往鸡鸭肚子里填沙子以及为猪灌水膨胀身体。安生记录他的翻译官的话：

“中国人都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

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

这句话成为了之后洋泾浜英语的范例。西方人描写中国人说英语就是这种语法。

著名的马戛尔尼

乔治.马戛尔尼是伏尔泰等著名学者的朋友，担任过大使和总督。他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的印象。他代表乔治三世给乾隆带来了很多礼物，包括：

望远镜、天象仪、地球仪、透镜、气压计、钟、气枪、西洋剑、德比花瓶、瓷像，以及一辆马车。

1793年8月15日，中国官员来和他讨论是否要叩头的问题。话中混合“技巧、明言、暗语”让人“不能不佩服”：

话锋一转，他们谈起不同国家所流行的不同服装，在假装检视我们的衣服后，表示还是较喜欢他们自己的服装，因为宽松不受束缚，在任何场合，当皇帝出现了，而需全体下跪时都不会受到牵绊。因此他们对我们膝扣和袜带的不便感到同情，并暗示我们，进宫之前最好将其解除。”

尽管一些满人高官还灵活示范叩头过程，这个问题还是纠缠了几个星期才获得解决，马戛尔尼同意，单膝下跪并鞠个躬，双方并同意，亲吻皇帝的手这一环节可以省略。

最终，马戛尔尼见到了83岁的乾隆，形容他是位慈祥的年长绅士，仍然健康有活力，看起来不像是超过六十岁的人。尽管日记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但到最后，还是出现了大量反感。中国人总是怀疑马戛尔尼暗中搞鬼，不对洋人的知识有任何尊敬。

他最后形容中国为“又老又疯的一流战士”，一直让邻居震慑于“她的庞大及外表”，却因为无能的领导者注定“要在海岸上被撕成碎片”。

特别诋毁中国的笛福

中国也会出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小说。

1719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几乎用谩骂的方式完成了鲁滨逊漂流记第二部。鲁滨逊漂流到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负面的。

人们传述中国的伟大、富饶、光荣、宏伟、贸易，事实上，中国人不过是一堆贱骨头、一群愚民、龌龊的奴隶，臣服于一个只配管理这种民族的政府之下。”

笛福利用中国负面的例子赞美他的祖国英国，但这种哗众取宠的论调与当时的社会趋势背道而驰。当时的主流是借着亚洲的优点彰显西方社会内在的弊病。

启蒙时代的大师们看中国

笛卡尔和培根尝试掌握“关键”以了解中文，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中文的关键，就可以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

莱布尼兹发现中国的易经是二进制。他认为在追求宇宙万物的知识时，中国也许应该扮演主要角色。中国和西方“几乎旗鼓相当，一会我们占上风，一会又轮到他们。”

孟德斯鸠向居住在巴黎的中国人黄嘉略学习中国文化。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发表了无数评论。他认为因为中国缺乏君主制所需要的荣誉感，也缺乏共和政府所需要的道德和小政府，因此中国只能选择靠恐怖手段管理的专制制度。

伏尔泰通过戏剧和历史来研究中国，他自己写了一部《赵氏孤儿》的戏剧。并认为自己比中国人写得好。

西方女士眼中的中国

逐渐有一些传教士带着家人来到中国。她们记录了很多写实的经历。比如

一群群的人围着她们看，人群堆得像山一样，人们尤其好奇她们的头发；

行船在河里的时候，突然被两岸的中国人用大量的石头攻击；

在城墙上被大量的乞丐围追；

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幸毫无感觉。

她们大都对中国人友好，希望融入中国社会。但当义和团开始的时候，她们和他们的孩子大都被杀，或者得病死亡。

沙拉康格女士在描述义和团时还形容他们“无畏、凶猛、残忍、意志坚强。”在被围攻的梦魇结束后，她拒绝加入要求报复的行列。

马克吐温描写的在美国的中国人

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到美国。开始出现中国城。1861-1864年，马克吐温担任记者，他描述了美国人普遍看到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中国人已将城里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看到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也许在梦里，他已经超越尘世。忘却了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20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件事触动了吐温，他后来写了很多同情中国人的作品。

布莱希特的激进中国形象

中国开始爆发革命，再次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

布莱希特甚至创作了一部以沈阳为背景的革命戏剧。

描写四个工人运动指导者从莫斯科到沈阳来指导工人罢工。最终和本地革命者又发生冲突，他们逃过了追捕出了城，杀掉了年轻的本地革命者。

这出戏在柏林上演六个月之后，日本在沈阳的陆军军官怪异的解读了这出戏，指控中国军队挑衅，并利用这个借口发动了大规模报复行动。

这可能就是918事变。

埃德加斯诺笔下的毛泽东

斯诺来自堪萨斯州，做过农民、印刷业和铁路工人。就读于密苏里新闻学院，1928年，23岁的斯诺决定到中国试试运气。1937年，斯诺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也译作《西行漫记》。他描写的红军：

整天在路上不停唱歌，歌曲来源似乎无穷无尽。……他们晚上也唱，并向当地农民学习新曲调，农民也会拿出陕西弦琴伴奏”

“当我们经过山坡上的野杏林时，部队突然全部散开，直到每个人口袋都装满为止，等我们离开时，树林就像给强风袭击过了一般。

部队很快又恢复秩序……但是，当我们穿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树上的果子，我们在村里消耗的谷物、水果也一向全额付清。”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复杂的人。他有中国农民的单纯和自然，充满了幽默感，酷爱大笑。甚至在谈到他自己和苏联的缺点时，也可以哈哈大笑；那是一种顽童式的笑声，毫不动摇他内心深沉的使命感。他说话坦白，生活简单，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太粗俗、太鄙下，其实他巧妙结合了天真、机智、世故。”

派克描写的国民党军队

美国作家格雷厄姆派克1930年代访问过中国，他是这样描写国民党军队的：

“过了一会儿，一列穿着灰棉制服、衣衫褴褛、脚著草鞋的军人，有气无力地上了山。他们表面上在行军，实际上步伐奇慢。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速度，比身负重物的家庭主妇还要缓慢。……他们嘴里喊的口号越喊越快，快到就要跟不上了，但是他们的双脚依旧像原先那样慢慢踱。他们全都挂着那个笑容。”

“中国人知道，自己是无法控制之外力下的牺牲者，因此常常会叽叽咯咯地怪笑。”

派克认为在经历了接连不断地折磨后，这种神秘微笑已经成为了唯一的生命反应。

结语

最终，马可波罗成为了卡尔维诺小说中的人物，给了我们关于所有故事的最佳答案：故事的关键，在于耳朵，因为听故事的耳朵都只听想听的内容。以几个世纪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捺不住，老想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西方人对中国的热诚从未稍减。但一切事实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