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二）：民国《大公报》才女女编辑的来路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