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海

母爱如海

       初冬，母亲走了。
       南方多雨，冷雨淅沥，点点滴滴，直落心上。
       泪雨交织，我写下挽联：“满腔心血育五男三女，一生美德传十里八乡。”
       出殡那天清晨，天空像是收起了一把伞，哗然放晴。此时，“日头佛”尚未露脸，东方天际溢满橘红色的晨曦。
       乡亲们私语，“这老太太，修得真好。”
      母亲一生的修养，化作乡亲们的口碑。口碑是一块不朽的石头，既记载历史，也言说道德。
      母亲九十有二，走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平静，平静得仿佛慢慢熄灭的灯。
      虽是意料之中，我仍有一种坍塌感。一个家庭，失去父亲，顶梁柱塌了；失去母亲，家没了。
      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我做着无数的田野调查，访谈过数以千计的人物，却独独忽略了母亲——从未以职业的眼光观察过她，也从未用作家的笔触描绘过她。
      我不知道，当年还是个 15 岁村姑的母亲，是怎样走出那个名叫南堡的小山村，嫁到 15 里外一个叫枫树坪的小山村？父母之命，还是媒妁之言？在那个裹足不前的年代，母亲居然能保全一双天足，这里面一定有个家族故事，故事里，有对传统的冲撞，有对自由的向往。
      枫树坪，因村口那株百年老枫树而得名。每到入冬时节，枫叶转红，犹 如一片燃烧的火焰。这里曾是闽浙交界中共地下鼎平县委的根据地。年轻的母亲不懂革命的大道理，只知道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谋好日子，担着风险为游击队员烧水送饭。前些年，政府颁发“老区补助费”，凡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事情的老区民众，均可申请。母亲淡淡地说，做那些事，哪想过回报？
      1953 年，父母举家迁到矾山矿区，这个小镇后来被誉称为“祖国矾都”。那是个鼓励多生多育的年代，父母膝下五子三女。母亲将清贫如水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失过学，真不知母亲是如何做到的。
      1966 年初冬，当我从井冈山、韶山大串联返回，风尘仆仆进家门时，父亲已病故半个月。42 岁的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在部队当排长的大哥的全部工资。母亲柔弱的双肩，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似乎，我们该伴着母亲的泪水和怨声长大。但母亲的泪水都咽进肚里，怨声也被无尽的忙碌消解。为了贴补家用，母亲到街道小厂做粗工编织麻袋，清早追着晨星离家，夜晚踏着月色进门，两头不见“日头佛”，粗糙的手上布满一道道血口子。
      日子虽然艰难，儿女还是像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地长大。我当兵时，大哥、二哥都在部队，弟妹还小，这个家庭正需要我分忧解难，但听说部队来招兵，母亲立刻让我报了名。
      离家那天清晨，灶膛的火光映照着母亲的满脸皱纹。我蓦然发现，母亲老了！想说声保重，却照例涌动在心头喉头。
      少年不知愁滋味，要去闯荡世界了，我兴奋莫名。母亲却泪眼婆娑。
      后来，母亲又将四弟、小弟送进军营。一门五军人，外表风风光光，别人啧啧称奇，唯有母亲，牵肠挂肚。
      古人语，父母在，不远游。身为军人，我一直在外“远游”。每次回去探亲前，心中蓄满了情愫，千言万语，然而，进门喊了声“阿母”后，就不知话从何说起了。
      第一次穿军装回家探亲，母亲左看看，右看看，像不认识儿子似的打量着我。夜半，我从睡梦中醒来，朦朦胧胧见母亲还望着墙上挂着的军装发呆。母亲最欢喜我穿着军装陪她上街买菜、陪她去看望亲戚。有一次探亲，军装洗了，南方多雨潮湿，几天不干，母亲沉不住气了，做饭时，拿到灶膛前将它烘干了。当我穿上母亲烘干的军装时，母亲笑了。
      在家那几日，我悄悄地感受着母亲的一言一行，母亲也用那深切的目光，眼随着我的身影，进进出出，母子间所有的心灵交流，都在这不经意间完成了。
      母亲 90 大寿时，我与在北海舰队服役的四弟相约，回老家为母亲祝寿。母亲受宠若惊，连说“做甚寿，你们都是大忙人”。真糊涂啊，自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重要的，往往将母亲的事放在最后。我暗想，自今后，再忙，每年都要给母亲祝寿。谁料到，第一次为母亲操办的寿宴，竟成为最后一次！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发现一只搪瓷茶缸。茶缸是我入伍不久连队发的，白色，上面烧制有“海军福建前线”几个红字和一门高昂着炮口的海岸炮。第一次探亲时，我带回家送给母亲。已经过去四十几年了，母亲竟然还完好如初地保留着它，而且拿它装糖，它成了一只糖缸。我想，母亲在思念儿子的时候，一定会捧着它看几眼 ；或许，在母亲的心目中，搪瓷缸已经成为人民军队的图腾……
      小镇习俗，父母过世，子女须披麻戴孝。近些年，乡镇里的葬礼习俗愈加繁琐，甚至于几近怪诞。
      兄弟姐妹商议，丧事从简，不发讣闻，仅办家祭，辞谢礼金。我更建议，出殡时，不要披麻戴孝，改用黑纱白花。
      大姐最先反对，乡俗民规，哪敢轻易改变！二哥也在犹豫，不披不戴，几百年来没有这个先例，怕只怕乡亲们接受不了。我非常理解他们的难处。乡约民俗历经千百年，形成固有的套路，精华与糟粕共存，精华固须传承，若要抛弃糟粕，非一朝一夕之功。毕竟，他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活在规矩里，活在世俗里。磋商的结果，只好折中，采取“一国两制”：我与四弟穿军装，黑纱白花 ；其他兄弟姐妹遵循，旧俗，披麻戴孝。
      消息传出后，一位老同学找上门来，满脸严肃 ：无论你位高位低、钱多钱少，披麻戴孝是千年故俗，更改不得。我细细辩解，母亲舍得把 5 个儿子送去当兵，是将军队看得山一般高 ；两个儿子穿着军装送她，是我们对母亲的最高崇敬。
      北风轻拂，初升的“日头佛”温暖肃穆，凝视着庄严的仪式。
      出殡的队伍上路了。
      灵车扎满鲜花，安卧着母亲的骨灰盒，遗像上，母亲目光宁静，注视着我们，嘴唇嚅嚅欲动，似乎还要叮嘱些什么。
      我与四弟着军装，佩黑纱，捧素菊，与几位披麻戴孝的兄弟姐妹一起， 送母亲最后一程。
      母亲入土为安，儿女情思万般。
      缅怀母亲的大恩大爱，我禁不住热泪纵横，举起右臂，向母亲致以最后一个军礼！
      寒风中，村口那株红枫轻轻摇曳着，像一位肃穆的历史老人，陪伴我们完成了母亲的葬礼。
      隔日，老同学又上门来，告诉我，乡亲们对葬礼反应很好，既隆重又简朴，还夸奖说 ：“当兵的仔，穿军装给老母送葬，新鲜，蛮好，蛮好！”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倚门而立，用目光追着我，扯着我。这一回，身后没有了牵扯，我的心里空空荡荡。
      回首时，唯有那株红枫，在风中舞动。
      在我苍凉的转身间，家乡，从此成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