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北京城里的老毛子:近代中俄关系

10 | 北京城里的老毛子:近代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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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上一讲,我谈到了俄国哥萨克的起源,以及他们的历史,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一部俄国历史,哥萨克人的故事至少要占据三分之一的内容,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其实,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实际上也与哥萨克人有关,只不过在这里,他们换了一个名称,叫阿尔巴津人。


我们在第一讲中谈到,中俄两国的关系历史悠久。今年,也就是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70周年。中俄两国政府和民间都将会组织了一系列的纪念和学术活动。当前中俄两国正在两大框架下,也就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框架下,展开全面合作。


中俄两国政府和民间还提出了修建从北京出发,横跨西伯利亚到莫斯科高铁的设想。作为研究俄国历史的学者,以及对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厚感受的中国人,我也在畅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坐上这条高铁,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北,再一路向西,去到莫斯科。

北京至莫斯科高铁全程超7000公里


好了,畅想归畅想,梦想归梦想,还是回到历史中来,回到中俄关系的起源问题上来。据史料记载,1618年,托博尔斯克的督军库拉金,奉沙皇政府的命令,派哥萨克彼特林来中国。彼特林经过将近一年的跋涉到达了北京,但是由于彼特林没有带国书,也没有带国礼,因此明神宗拒绝见他。但是彼特林带回了明神宗致俄国沙皇的敕书。大家明白,诏书和敕书还有国书,诏书和敕书这都是自上而下所颁布的,而国书呢,是国与国之间交往,平等交换的国家文件。也就是说在明神宗的眼中,俄国沙皇不过是原来金帐汗国的遗老遗少。还好,这个时候的俄国宫廷中,无人能够认识中国文字,于是这封敕书就在沙皇政府外交衙门的档案库里面,整整存放了一个半世纪。到18世纪的下半期,才由当时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汉学家将它解读,但是自此彼得林到达中国,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开始了官方的外交联系。


1725年前后,中俄两国的皇位都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去世,由他的儿子雍正来继位。在俄国是沙皇彼得一世去世,由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中俄两国政府互通了信息,并派专人前往对方国家去祝贺。沙皇政府派遣萨瓦率领一个使团来北京,于1726年到达北京,受到了清政府隆重的接待。萨瓦向清政府递交了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国书,清政府也由理藩院于1730年致函沙皇政府的枢密院。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往。因为这是两国政府间第一次规范化的公文往来,即由清政府的外事机构理藩院,直接发文沙皇政府的涉外机构枢密院。

17世纪,清政府接见俄国使团


在中俄早期的往来过程中,由于两国地距遥远,使臣往来一般都需要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长途跋涉,路途中不仅要经历风霜雨雪的侵袭,要经历伤老病死的打击,还要经受沿途的强盗和土匪的袭扰,并且长期以来,两国政府对对方的地理方位、政治制度、国土面积、民族习俗都不甚了解。


比如,在清代早期的文书档案中,曾经长期把俄国视为是原来金帐汗国的一个小藩国,因此称俄国沙皇为“钦察汗”“俄罗斯国君”“俄罗斯大皇帝”等等。只有到了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之后,才统称为“俄罗斯国君”。在清代早期的文书档案中,对俄罗斯的国名也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罗禅”“罗刹”“俄罗斯”“斡罗斯”“鄂罗斯”“钦察汗国”等等称呼。17世纪30年代后的外交档案中,才统一称“俄罗斯”。


而俄罗斯呢也长期把中国视为是元朝帝国属下的一个蒙古汗国,称中国皇帝为大博格德汗。在清朝政府中长期缺少懂俄语的人,而俄国政府中也缺少掌握中文的人,至今在俄语中还保留一个成语,就是将无法理解或难懂东西称作“中国文书”。


在早期的中俄交往过程中,由于双方互不识对方的文字,于是呢都是由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通过拉丁语来转译中文和俄语。

16世纪的俄国地图经常用“汗八里王国”称呼它的东南邻居


17世纪中叶,沙皇军队侵入了黑龙江流域,他们占领了中国的一个堡垒雅克萨,并将它改名为阿尔巴津。而清政府在1685至1687年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都打败了俄国军队,俘虏了大量的哥萨克士兵。这些士兵,一部分被释放回国,另一部分宣布效忠清政府,他们被作为战利品被带到了北京,清政府称这些俄国战俘为阿尔巴津人,因为这些阿尔巴津人已经宣布投降,并且宣布效忠康熙皇帝。于是呢康熙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泽被天下,就下令把这些阿尔巴津人编入八旗中的镶黄旗的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也叫“俄罗斯佐领”。佐领是清代八旗的基本的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每一个佐领呢大约是300人。

雅克萨之战


最初,阿尔巴津人他们大都居住在北京的北皇城根、宽街和四部府等地,最后为了便于管理,把他们集中迁居到北京城东北角的胡家圈胡同,现在的东直门中街。1949年,这里成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92年,改为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馆。清政府对阿尔巴津人非常优待,分别赐给他们四品至七品的官衔,供给他们衣食俸禄,允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并且呢还准许他们将当地的一所关帝庙改建成东正教堂。

阿尔巴津旗人


这座教堂最初叫尼古拉教堂,因为教堂里面有一个带来的显圣者尼古拉的圣像,而北京人呢则把这座教堂称作俄罗斯馆、北馆或罗刹庙。在阿尔巴津人中,有一个东正教的司祭,他的名字叫马克西姆。在清朝的档案中,把他称作叫马克西木,他自愿为阿尔巴津人做祈祷和弥撒。于是,清政府就封他为七品文官,并准许他在战俘中开展宗教活动。马克西姆的宗教活动受到了俄国东正教会的赞赏。


西伯利亚的都主教戈萨阔夫,在1695年,委托来华的商队将一封信交给了马克西姆,信中说: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是需要靠你们来传播的。戈萨阔夫都主教指示:“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他还指示马克西姆把尼古拉教堂改名为圣索菲亚教堂。这个俄罗斯馆,它既是宗教机构、文化机构,又富有俄国政府的外交和商务使命。俄国政府非常重视俄罗斯馆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19世纪末,东正教仪式中的阿尔巴津哥萨克的后裔


1710年,沙皇彼得一世收到北京俄罗斯馆的来信,请求给北京的俄罗斯馆委派一位司祭来担任神职人员,因为马克西姆已经病死了。彼得一世闻讯之后予以极大的重视,他决定在北京建立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经过协商,东正教传教士团设有教士和其他教会人员十人,每十年派驻传教士团一次,他们在北京主要从事传教、文化交往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的生活费用由清政府供给。1715年,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清政府给予他们以厚待,给予了数额不等的薪水。


根据中俄政府于1725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的规定,除了传教士外,俄国政府定期派学生来中国学习满文、汉文和藏文。这些俄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之后,也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他们大都分配在俄国的文化外交商务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彼得大帝和俄国政府派出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原来中俄两国地距遥远,关于中国的信息,也可以说是情报,都是通过欧洲来中国的传教士带回欧洲,然后再辗转传播到俄国的,因此有相当多的误传和错误。随着17世纪中期后,俄国大规模地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急需关于中国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准确的信息。因此呢,俄国政府就派出来了留学生来中国,同时呢,中国的清政府面对俄国的压力,也迫切地想要了解俄国的情况。


出于知己知彼的需求,清政府对俄国的留学生也给予了不错的待遇。从1715年到1949年,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苏联政府一共派出了20届驻北京的传教士团。沙皇政府非常重视俄罗斯馆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多次指示俄罗斯馆加强对中国国情地理和风俗情报的搜集,并且指示俄罗斯馆要暗中在中国人中发展东正教信徒,但是呢东正教在北京传教进展不大。


在中俄的早期文化交往中,东正教发挥了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在东正教会派驻北京的神职人员中就培养出来了第一批的俄国的汉学家,一方面,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等,介绍到了欧洲和俄国。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将欧洲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增进了中俄政府与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往来。值得一提的是,俄国是与清政府建立政府及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俄国的东正教会也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清政府允许在北京等地派出成建制的传教士团活动的基督教会。

圣彼得堡皇村的十八世纪中国宫


比较而言,尽管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等所代表的天主教会,自1600年就已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但是呢他们始终没有获得这个成建制派出传教士团来中国传教的特权。因此可以认为东正教进入中国是两国政府,也包括两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国的皇帝、俄国的沙皇的直接介入之下完成的。


但是,与先期进入中国、同期在中国活动的欧洲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相比,为什么东正教在传教方面在社会影响方面远远地不如天主教会呢?我想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点:


一个原因就是东正教的传教士和阿尔巴津人,以及在中国的留学生都赋有程度不同的秘密使命,也就是政治使命。要收集中国情报,了解中国社会,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任务。正是由于过分彰显的政治使命,必然增加清政府对他们的不信任,必然会影响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间的友谊和平等的交往。


而阿尔巴津人实际上就是哥萨克人,而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神父们也大多来自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多出身于鞑靼族、蒙古族、楚瓦什族等等,可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都相对较低。尤其他们远离家乡,在中国一住就是十余年,因而日常品行和道德行为也都成了问题,他们经常酗酒打架,因此给北京人也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自然传教活动中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信徒了。


另外,到20世纪初,俄国仍然是欧洲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他们无法代表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西方先进文化,也无法代表以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和科学及教育。清政府曾经打算让东正教传教士团接替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来担任清政府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医生。然而呢1720年,康熙大帝在接见俄国使臣伊斯马伊洛夫时,曾经问过他是否懂得天文、科学和艺术,伊斯马伊洛夫表示无法胜任,这使得康熙皇帝和清政府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1720年,彼得一世政府写给满清政府的信


好的,这一讲,我们从17世纪初中俄关系的起源谈起,又谈到了中俄雅克萨之战后,阿尔巴津人承蒙康熙皇帝不杀之皇恩,来到了北京,成了大清的顺民,进而又谈到了沙皇政府派出了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并分析了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北京传教失败的原因。下一讲,我们就要谈到俄国历史上另外一位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位女沙皇。为什么要讲她呢?听一听这位女沙皇说过的一句豪言壮语吧,她曾经说过:“克里米亚,这就是我送给俄罗斯的最好嫁妆。”好的,再会。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1762-17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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