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上医医国（读《千金方》等）|蒙学院第一讲（上）

大疫读书：“上医医国”与“商贾救亡” 

冯天瑜口述  胡新整理

    己亥冬至庚子春，即2019年底到2020年3月，新冠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又扩及全国各省乃至于国外，武汉封城，我禁足于宅已然五十日，惟思虑、读书为务，现将学思小感呈献诸君，盼获指教。                      

一、上医医国                         

    此题大意是，上等医生不仅治疗人体疾痛，还要医救国家病患。 

    这个论题是在阅读以下两本书时体悟出来的。一为先秦的国别史名著《国语》。是书记录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偏重记言论，有周语、齐语、楚语、晋语、郑语、吴语、越语等。我是从《国语》的《晋语》获悉“上医医国”之论的。另一本书是唐代医药大家、被称作“药王”的孙思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这两本书昭示了“上医医国”的辉煌思想。

从上至下：《国语》书影；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这次大疫期间，武汉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战斗在抗疫一线，奋不顾身地治病救人，挽狂澜于既倒。一开始，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之下，病魔得到相当程度的制服。医者的职业操守和献身精神可歌可泣！他们的仁者之心、侠者行为，令人感佩。我曾为其题词——“仁心侠行”。我国古来记述医者“仁心侠行”的典籍，引起我们这些医学行外人的阅读兴趣。 

冯天瑜题词、唐翼明书“仁心侠行”

    大概在十多天以前，我浏览唐初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确有一种入山探宝的感觉。书中记录医者的懿言嘉行、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是书中的一段话：“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意谓：古来擅长医术的医者中，最上等的是医疗国家的疾患，中等的是治人，再次一等的是治病。把医者划分为上医、中医和下医，上医之要，在于“医国”。                       

    医者治病救人，从事的是一种高尚职业，历来为世敬仰。而古贤告诉我们，医者的使命不止于此，还负有为国除患祛弊的使命，这便是“上医医国”。孙思邈的这一宏论，并非他的首创，而是有渊源的，它的出典《国语》。《国语》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所作。后经学者考证，该书成书于战国初期，记述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之际列国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记晋国事的《晋语》为其中之一。

    《国语》卷十四《晋语八》记述春秋年间的一件事情——医和探视晋平公疾。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国的国君晋平公生病，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了一位叫和的医生前去治病。医和来到晋国之后，执政卿赵文子接待他，主客之间有一番对话。 

    看完晋平公病的医和告诉赵文子，根据我的“淫生六疾”理论，诊断你们国君的病因是过于亲近女色，淫欲无度，现在病已深沉。随后，医和话锋一转，说晋君得此重症，与你们这些辅佐大臣平时乏于劝诫不无关系。

    赵文子（名赵武）听后很不高兴，反诘医和：你们当医生的来治病，难道还要管到我们的国政上面来吗？这就引出一段传诵千古的名论。

    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

    医和在回应赵文子的质问时指出，上等的医生是要医国的，其次才是疗疾治人，我们做医生的也是官员，有义务过问和治疗国家的毛病。          

    我以为，医和提出“上医医国”，也可以泛指各类职业者，无论你是做哪一门、哪一行、哪一业的，在完成专业职守之上，还承担着祛除国家弊端的使命。《国语》所载“上医医国”是一个精彩、深刻的论旨。

    中外古今不乏医国的上医，我举三个人为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这三位都是医者出身。孙中山在香港和美国夏威夷学医、行医，目睹清末国政的衰败，认为在医病之外更需医国，首次呼唤出“振兴中华”这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命题。他终身致力国民革命，给社会治病。鲁迅为了救治国民身体的虚弱，到日本学医。后来看了一部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个给俄军当探子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杀戮，群众神情木然地围观，这给鲁迅以巨大的心理震撼。后来鲁迅撰文说，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身体再健康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便转而以文学医治国民精神的疾患，解剖国民性的病灶，成为一个医国的上医。鲁迅锋利的解剖刀指向过去以至当下社会的病灶。这是何等高超的医国之上医。

从上至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是个医生，他在行医过程当中，洞悉沙皇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其小说和戏剧，揭示国家的疾患，他的一篇小说《第六病室》，以一个医者深邃的目光，直击社会弊端，这也是医国。

    孙中山、鲁迅、契诃夫，都是上医医国的显例。                           

    在时下这场悲壮的抗疫战争中，涌现了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是在医国，更没有宣称是治国的上医，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医国。下举两位医生的例子。

    在2019年底，新冠肺炎已经发生并开始蔓延，当然还是处于疫情初期。相关部门从维稳需要出发，还因为要为省市两会召开制造升平气象，不向社会报告疫情，据说是怕引起人们慌乱，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封锁消息，而且对于向公众透露疫情的医生加以训诫，指为“造谣”。其后果就是贻误了控制大疫爆发的黄金期，而民众由于不知情，便有四万人参加的百步亭万家宴，有百余万武汉人春节前走访外省外国，造成疾患扩散，数万人感染、数千人亡故，武汉等地封城。特别是武汉，千万人的特大城市，封城五十余天，这是空前的事情。各地停工、停产，国民经济损失数万亿元。这些严重后果的肇因之一，便是堵塞言路，这当然是一种国病。而我们的白衣战士犯难而行，李文亮等一批医生，早期发现新冠肺炎在传染，立即警示社会、向朋友报告。他们受到训诫、压制，但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在治病，也是在疗治堵塞言路的社会疾患。有人说，一个受训诫的眼科医生，其行为实际上是医治了千千万万双眼睛，让人们审视社会的疾患。李文亮等人堪称上医。

从上至下：李文亮医生； 钟南山院士

    另外一例是钟南山院士。2019年12月31号、2020年1月8号，两批专家到武汉考察，都宣称新冠肺炎没有人传人、疫情可防可治，将疫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了社会的麻痹大意。而钟南山1月18日来武汉考察，依据实际，宣布新冠肺炎人传人，疫情严重，应该立即封城。这才有武汉1月23号宣布封城。如无此断、此举，疫情的播散还不知道要严重多少。与那些不敢面对真实情況，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掩饰问题的人相比，钟南山反其道而行之，从客观事实出发，作出明智决断。这样才促成国家上下动员，发起全民性的抗疫总体战。钟南山、李文亮们的言行，昭显了从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上医风范。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第一国际时期的一位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展开批评。拉萨尔崇仰“国家至上论”，认为社会和人民应对国家唯命是从，国家决定一切。马克思谴责拉萨尔的这种论调，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国家需要人民对它进行极严厉的教育”。不仅国家要教育人民，同时人民也要教育国家，而且是极严厉的教育。需要人民监督国家、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样国家功能才可以健全运行。马克思的论述有深远的意义。国家有管理社会的职权和功能，但是国家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国家同任何机体一样，都有可能在这种时候、那种时候发生病患，不会永远健康。国家有了病患怎么办？人民有义务、有权力参与治疗。古之医和、孙思邈，近之孙中山、鲁迅、契诃夫，今之钟南山、李文亮，便是医治国家病患的上医。只有上医多起来，国家才能长葆健康，人民幸福才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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