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商贾救亡（读《左传》等）|蒙学院第一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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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读书：“上医医国”与“商贾救亡”

冯天瑜口述胡新整理

己亥冬至庚子春，即2019年底到2020年3月，新冠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又扩及全国各省乃至于国外，武汉封城，我禁足于宅已然五十日，惟思虑、读书为务，现将学思小感呈献诸君，盼获指教。

第二讲：商贾救亡

商贾即商人。行商坐贾，在外面经营的商人叫商，坐在店里面卖东西的就叫贾。

“商贾救亡”，是读以下书引申出来的论题，其一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二是《吕氏春秋•先识览》，其三是《淮南子•人间训》，这几本书载有古代商人弦高救郑的故事。另外，我还浏览了《抗日战争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里面涉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航运救亡的故事。然后联系今天抗疫中民营企业家的作为，综议商人的社会功能。

中国长时期处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阶段，有“重本抑末”传统。“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四民排列秩序是“士农工商”，商贾屈居末座，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这其实是很不公道的。

从上至下：《左传》书影；《吕氏春秋》书影；《淮南子》书影

从文明史全过程来看，商业和商人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商业的功能，民众皆有体验，许多思想家都有阐发，特别是《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作用有翔实而生动的载述。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商业和商人，社会无法正常运转，文明无法进步。

举近代史上一例，可见商人的重要性。

清末，左宗棠力排李鸿章放弃西北的意见。李鸿章是晚清第一重臣，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财力、军事力有限，当前战略重点在东南，因为西方列强从这里打进来，海防关系国家命脉。有所重视就须有所放弃，时下只能放弃塞防。李议似乎有道理，但是，不顾塞防、放弃西北又是危险的。左宗棠指出，海防固然重要，但是塞防一旦失守，丢掉新疆、甘肃，国防线就就要退到陕西，敌锋直逼中原。故左宗棠坚主西北用兵，平定新疆的阿古柏叛乱。阿古柏在沙俄支持下要把新疆分裂出去，如果阿古柏得逞，中国就国将不国。左宗棠深知国家财政困难，但他认为西征必不可少。1875年，年过六旬的左宗棠率领楚军远征，平定阿古柏，保卫了占全国面积1/6的新疆国土。左宗棠的这一历史功绩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可忽略，左文襄公在清末财政困难、军力疲惫之际，能完成耗资巨万的西征，得益于安徽商人胡雪岩的金融运作。胡雪岩筹措了5000万两白银以供军需，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要知道，当时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也不过1亿多一点。这样才使左宗棠西北用兵得以运作，取得胜利。可以说，如果没有商贾胡雪岩的金融运作，便不可能有左军收复新疆这样一次关系国家命脉的军事胜利。

从上至下：左宗棠；胡雪岩

按下商人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且不详表，即以商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卓异表现而论，可谓商人不乏足堪世范，令人肃然起敬。

下面讲两位商人的故事：春秋的弦高和近代的卢作孚。

第一个故事——弦高犒秦师救郑。犒，就是慰问、犒劳，弦高犒劳秦军以救郑国。

春秋是一个诸侯争霸、列国兼并剧烈的时代，有齐、晋、秦、楚几个强国，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都先后当过霸主。秦国和晋国这两个强国一直是竞争对手。

公元前628年冬，郑文公、晋文公相继去世。被压制多年的秦穆公急欲争夺诸侯长之位，打算趁晋国国丧、无暇外顾的时机，与驻守郑都北门的秦大夫杞子等里应外合，偷袭郑国，在中原腹地打下一枚楔子。于是，争霸野心膨胀的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反对，派遣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领率兵远征。

秦军偃旗息鼓，悄悄经过晋国南部，千里行军，至次年春二月经洛邑（今洛阳），不理会周王室，继续行至郑国近邻滑国（今河南偃师一带）境内，郑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郑国商人弦高要到周王室辖地贩牛，途经滑国，见状大骇，分析秦军至此，必为图郑，然郑国上下仍浑然不知，且国都尚有秦军可作内应，乡邦必遭袭灭，遂急遣人归国报告。同时，弦高冷静分析，料定秦孤军来袭，并无十足把握，难免瞻前顾后。遂灵机一动，佯装作郑使犒劳秦军，秦人以为郑国有备，必引兵退却。

弦高塑像

主意定后，弦高将自己打扮一番，献出自己准备拿到周国贩卖的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假称自己是郑国使者，前来犒劳秦军，并派人回郑报信。见到孟明视等三位将领后，弦高佯传郑穆公之命，正色道：“我郑国君主听说贵军将经过敝国，特遣我前来犒劳贵国将士。敝国虽一向穷困，但贵军将士行军在外，如果想要住宿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为贵军提供一天的粮草，如果要继续行军，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晚上的守卫。”弦高一番外交辞令，令孟明视等人深信其为郑使。秦人琢磨自己袭郑之事泄秘，郑国肯定已做好准备，强攻恐难获胜，于是就地把滑国攻灭，然后班师回秦，郑国得保平安。

弦高的事迹在《左传》首载，之后陆续见载于众多典籍，比较重要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内容几乎一致。成书西汉的《淮南子》则描述更为详细，加了两段内容。一补写——郑穆公认为弦高有存国之功，准备给予厚赏，弦高坚辞不受，带着随从迁居东夷，终生不返故地。二补写——弦高讲拒赏的理由：我是假奉郑君之命犒劳秦师，乃欺骗之举。若因此举而获赏，是郑国无信义，“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我认为这是汉代人的添加之笔，意在渲染儒家的仁德思想。这种思想言论，不可能发生在春秋年间。

弦高仅为一名普通行商，并无官职，也未受委托，非为谋取私利，国难前义字当头，为国家安全而甘愿令个人财富受损，救郑国于危难之间，有高尚的情操，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责任担当，成为历代商人的表率。唐代诗人吴筠在《宗玄集•郑商人弦高》中赞道：“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标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神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更不要鄙视商人。

第二个故事是卢作孚民生公司航运救国。疫情禁足期间，在家浏览《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这本辞典由我作序，惭愧的是，先前只看过这部篇幅浩繁的典册的少数条目，这次方挑选卢作孚及民生公司诸条仔细拜读，即大为感佩，对中国商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

卢作孚（1893—1952），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船王”之称。他出身贫寒，经过艰苦努力，积攒了一定的资本，1925年发起建立民生航运公司，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1953年1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议及中国民族工业时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段话可以成立。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卢作孚开始为抗战做长江航运准备。仅1935年秋以后的一年半中，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新船就达二十一艘之多。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四十六艘，总吨位一万八千余吨，为长江航线的战时运输打下运力基础。

卢作孚题词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卢作孚前往南京协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并号召民生公司将一切工作迅速转移至战争轨道，集中宜渝线上所有的轮船，抢运川军数十万出川抗日，并组织撤退长江中下游的工业设备、物资和人员至西南后方。

“民生”号轮船

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前夕，卢作孚飞赴宜昌，坐镇指挥民生公司将物资和人员向四川撤退。

宜昌是长江咽喉、入川门户，当时拥塞着三万以上军公教人员和九万吨战略物资器材待运入川，卢作孚只收平时运费的十分之一，亏本营运。武汉会战，中国空军损失殆尽，制空权落入日军方面，民生公司船舶冒着日机轰炸航行，船舶、人员损失惨重。当时长江上游的中水位仅能保持四十天，此后较大的轮船将无法航行，而按照正常情形，民生公司在此期间最多仅能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运输压力十分巨大。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和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冒着敌机轰炸，不停往返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第一批上船的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卢作孚号召“运输救国”

囤积在宜昌的物资按照轻重缓急实施分段运输，除最紧要及过于笨重的物资直接运抵重庆之外，其余先抢运至万县等地，再接运至重庆。此外，卢作孚还征集一千二百艘木船参与抢运。最大程度利用四十天中水位时间，将全部待运人员和一半以上的物资安全运抵后方。随后二十天，民生公司又抢运了两万多吨重要的兵工器材，直至长江水位已低落至不能大规模运输，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才落下了帷幕。

此后，民生公司继续抢运物资。在整个过程当中，民生公司一共输送了部队和壮丁二百七十万人，弹药、武器三十余万吨，运送军粮十一万吨，对中国抗战贡献巨大。

中外史书尝称卢作孚指挥的宜昌撤退为“东方敦刻尔克撤退”，这样比拟有道理，因为它们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两次大撤退，为反法西斯阵营保存了有生力量，可以并辉千秋。但这个提法毕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我以为应予修正，改为敦刻尔克是“西方的宜昌大撤退”，因为宜昌撤退在先（1938）、敦刻尔克撤退在后（1940），而且撤退物资人员的规模，宜昌在敦刻尔克之上，故比拟的主体应该是宜昌。

令人感奋的是，在时下的抗疫总体战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军，民营企业家堪称卓越。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便足以显见，弦高、卢作孚后继有人。这里略举几例。

如陈东升的泰康集团在抗疫中巨额捐款，贡献大批医疗器材。艾路明的当代集团巨额捐款，提供千余台呼吸机等大批防控物资，建方舱医院和康复驿站，改造提供六千七百张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