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由来

《大学》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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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儒家《圣经》”或“中国《圣经》”之称的《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东汉郑玄注《礼记》时一并作注,唐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也一并作疏。至宋代,仁宗天圣五年(1027)八月,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不久,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至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以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宋南渡之后,朱熹(1130-1200)于孝宗淳熙时,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行。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子所撰《大学章句》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大学》遂成为士人应举之必读书。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前551-前479)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著作,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汉代把孔子编定的典籍称为“经”,其弟子们对“经”的各种解说和诠释,则统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

先秦流传下来的《礼记》共有131篇。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对《礼记》进行了重新选编。戴德选编的85篇版本,叫做《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版本,叫做《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版本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中,成为古代士人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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