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贞观之治（上）：三省六部制、州县制、科举制

前面我们讨论了李世民的上台，本节我们讨论“贞观之治”。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常识。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政治清明（太宗对腐败惩治较为严厉）、与民休息，经济得到恢复，官员队伍不大且比较有效率，治安也得到保障，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经过长时期战乱的中国，进入了一个较好的时代，为李唐帝国的对外拓展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太宗统治的这段时间，被称为“贞观之治”。我们看看，到底贞观之治为是怎么造成的，有哪些改革措施，李世民在里面又扮演了哪些角色。

三省六部制

中央体制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因为太宗没当皇帝时曾担任尚书令，所以在他即位后不常设置，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不过，其它官员通过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头衔参与决策，也是当然的宰相。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太宗贞观年间，政事堂议事的模式已经成熟。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政事堂本来在门下省，但是到了唐高宗永淳年间，权力较大的裴炎担任中书令，就把政事堂挪到了中书省。政事堂最终朝着政府机构的方向演变。在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从此，中书门下正式成为宰相的办事机构，依据习惯，仍然被称作“政事堂”。惯例，仆射为正宰相，制度上并未规定仆射必须加同三品才是宰相。中宗神龙初（705），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他跟相王（中宗的弟弟）有复杂的关联，竟然不敢参议政事。从此以后，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便是门下省的名义长官，也不是宰相。政治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反作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地非常明显。

地方体制

地方制度上，分为州、县两级设刺史和县令为州、县长官。这种健康的结构在安史之乱后被破坏，中国地方制度进入了三级结构，不但糜费行政资源，而且影响行政效率。安史之乱前的刺史备受重视，政治地位较高。很多大臣乃至宰相外放，也不过担任重要州的刺史。而且太宗非常重视刺史是否称职，认为自己委任的都督、刺史，是治乱的关键。李世民自己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朝之前，关于地方政治体制，主要是封建和郡县两种模式，但是都是二级结构。太宗即位后，希望国祚长久，到底是实行封建还是郡县制，展开了一次大范围地讨论和征求意见。封建制的代表人物萧瑀认为应该恢复使夏、商、周三代国祚长久的封建制。虽然一开始这种意见就遭到了李百药、魏征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太宗在631年还是出台了一个“世袭刺史”的规划，派遣皇室子弟和功臣勋贵到地理位置关键的州去担任世袭刺史。到了637年，太宗坚持实现了第一部分，将二十一个皇室子弟分封为世袭都督、刺史，主要位于关东被征服地区的形胜之地，作为中央的屏障。但是在推行十四位功臣勋贵担任世袭刺史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辞职威胁，最终太宗放弃了世袭刺史制度。虽然太宗一直到去世都向往封建制，但最终没能够实际推行。

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度

唐太宗更加注重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作用。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每年都要来自各地的人才参加考试。这是科举制度的早期阶段，能够考中的人数并不多。

教育方面，太宗尊崇儒学，祭祀孔子，兴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算学和书学主要针对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学生将来担任的是属于技术性的职位，很难跻身高层。朝廷也设立弘文馆，前身是太宗为秦王时的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为了解决教义多门的局面，太宗也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史学在此时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不管是官修还是私修，都有重要的作品完成，包括《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北史》、《南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