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隋文帝（上）：没有安全感的工作狂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英刚，讲述有思想的历史。上一课我们讨论了隋文帝的上台和南北的统一，今天我们继续讲述隋朝的历史演进。今天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隋文帝的信仰、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而我们对隋唐时期的思想氛围有更深刻的了解；第二个是隋炀帝的上台。我们知道隋炀帝杨广并不是嫡长子，他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呢？我们今天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并给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隋文帝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有很浓厚的佛教色彩，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佛教皇帝。一方面，佛教是他个人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很成功的。

杨坚本人出生于一个佛教信仰浓厚的家族。根据魏征《隋书》的记载，隋文帝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出生在冯翊般若寺。隋文帝的长相特别丑，“为人龙颔，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当然这种特殊的长相，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候是好事，被认为是“相貌非常”。他被一个尼姑抚养长大，一直到12岁。隋文帝称养育他的这位尼姑叫“阿阇梨”。所以隋文帝是从小接受了佛教的教育，跟佛教关系很密切。比如我们现在庆祝生日，有的朋友知道这一风俗是受佛教的影响。在佛教之前我们中国人是不庆祝生日的。那谁开始首先庆祝生日的呢？就是隋文帝。仁寿三年（603），隋文帝下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文帝是第一个庆祝自己生日的皇帝，他的原意是为了感谢父母生育自己的恩德。

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输入输出，而且还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从佛教传入中国，到了隋文帝时代，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思想世界和政治活动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在首都还是地方，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寺院、佛堂、石窟、塑像。大兴城的天际线，被高高低低的佛塔所装饰。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普遍受到佛教信仰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主要在天人感应、五德终始学说的框架下进行。统治人民的君主是“天子”，天授符命（mandate）于天子，天子顺天命统治人民。君主是否拥有统治人民的符命，有赖于图谶和祥瑞的解释；君主受命于天，统治有方，达到天下太平，则可以封禅泰山（或中岳），向上天报告。在这一体系之中，“天命”可以转移，若君主所作所为违背天道，则有灾异出现示警。若君主不思反省，则天命会被上天剥夺，转入异姓。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在新的世界（时间、空间）中，为世俗界的君主们提供了将自己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灭佛的。杨坚取代北周之后，一反前朝政策转而而扶持佛教。这当然跟他自己的信仰有关，另一方面，客观上，为他博取大众的支持、巩固统治提供了条件。对于隋文帝护持佛法，民间佛教碑刻往往对其尽歌颂之能事，并将其称为护持正法的转轮王。比如“值周并齐运，像法沈沦，旧塔崩颓，劣有□迹。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宝泰寺碑》）。

隋文帝代周而立，拨乱反正，将佛教从灭佛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佛教徒眼中，是护持正法的君主，杨坚又统一天下，显然是转轮圣王的格局。隋文帝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建轨制度一准育王”，所以在统一全国大功告成之后，并没有去泰山封禅，而是代之以全国大规模的分舍利建塔。封禅是天子所为，而分舍利建塔是转轮圣王的标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发挥影响。南北虽然分裂超过三百年，但是都接受佛教作为主要的信仰体系。佛教实际上在巩固隋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过北周的灭佛，关中佛教受到沉重打击。隋文帝要推动佛教并利用佛教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打造成为帝国的佛教中心。除了关中本地的昙延僧团之外，隋文帝将被征服的北齐地区的六位高僧及其弟子召到大兴城，构成了长安城寺院结构的基本格局，让长安城成为佛教的中心。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的彼此影响，构成了这座都市宗教和世俗日常生活乃至精神层面的独特风景。

所以隋文帝的性格，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比如《剑桥隋唐史》就认为，隋文帝徘徊在佛教信仰和法家传统两者之间。我们从史料中读到的隋文帝，一方面是虔诚信佛的，每晚都坚持做佛事，对自己要求很高，性情吝啬，连宫女的化妆品都定量分配——当然这些都是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素材；另一方面，他又为人严苛，经常发怒，很没有安全感。这可能是他夺取天下太过容易，对权力特别敏感导致的。总之呢，感觉他是个很矛盾的人，对自己期许很高，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他不太重视儒家的道德说教，呵斥大臣有时说：“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他是一个实干家，酷爱工作。当然也就怕别人夺走他的工作。

隋文帝统治时期，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对政局影响很大。前面我们提到过。独孤皇后是独孤信的第七女。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也是很独特的。他们志同道合，比如独孤伽罗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名字“伽罗”就是来自佛教，意思是一种沉香。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坚属于高攀，并且发下誓言，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所以隋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独孤伽罗的孩子。杨坚阴谋夺权之前，独孤皇后给他打气：“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可见独孤皇后是个坚毅果决的女人。独孤皇后从开始就参与政治，宫中称她和杨坚为“二圣”。593年的时候，隋文帝喜欢了一个宫女，转身就被独孤皇后杀死了。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但是独孤皇后这种性格和价值观，也影响了隋朝的政局。比如只要有大臣的妾怀孕，她就在隋文帝面前攻击他，把他们贬官或者削爵。比如隋朝最有才敢的大臣高颎就因为这个遭到打击。一般认为隋文帝和高颎关系恶化，独孤皇后起了很大作用。她对隋朝政局走向更大的影响，是导致了原先太子杨勇的倒台，和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的上台。杨广是她最喜爱的孩子。

隋文帝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同时代或者稍后的唐朝，评价都是两极的。比如唐朝初年，魏征对隋文帝评价还比较高，但是房玄龄就认为，“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批评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