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而你我是光》

好久不见，我是阿璞，这里是【野火时鉴】正如我的电台简介一样：

“自由在高处，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光。”

这是第一期节目，希望播出之后不要被毙掉。第一期节目，我想跟各位分享一篇来自于台湾作家龙应台的野火集中的一篇文章，叫做《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我为什么要在今天去分享这样一篇文章？

一方面，2020年开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漫长且痛苦的“战役”。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冲往前线、有很多记者在报道真实的近况。当然还有很多在幕后默默奉献的人们，他们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够早日战胜疫情，日常生活能够早日重返到正轨。

另一方面，我相信有很多的人跟我一样，在2019年的年末计划好了，新的一年将要奔赴怎样未来，而现在只能“家里蹲”。2020年的2月6号和7号是很多的国人难忘的日子：一个在默默为国家承担责任、捍卫自己的职业操守，去保护亲友和病患的一位医生，离开了人世。我的朋友圈陷入了一片的愤怒和无力声中。不少人都在想，我们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们的权利、自由和声音是否能够在有所保障的环境得到捍卫。我相信这样一份愤怒和无奈在此刻是尤为强烈的。在日后的岁月中，当我们回忆起2020年的这样一场疫情的时候，依旧会心有余悸，依旧会难以忘却。

当我重新从我的书架中拿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将它读出来，告诉我的朋友们，告诉那一些跟我一样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的这样一群人们：即使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发声，但不代表着之后的岁月中，我们不能够身体力行。

这样一篇写在几十年前的文章，如今依旧应景：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GM，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譬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回应，“好～”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艺文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

讲得更白一点，如果专业告诉你，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钱，就往那个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懒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乐消费者。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反而，威权的统治者因为不需要选票考虑，他可能做长程投资和规划，即使不讨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轮的选举的执政者，却往往选择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权宜。而每一任执政者都以最短距离的眼前的利益为利益，社会发展永远像夜市里的流动摊贩、洼地里的违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质拙劣。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今天民主了，是的，声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论激烈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传？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道，政令宣传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入性行销”。民主是竞争的，但是谁执政，谁就花得起钱，购买媒体，购买知名度，购买政治资本。在野的反对者没这个优势，是活该。而在野反对者一旦得权，马上占尽资源。累积政治资本的钱，全是纳税公民的，而媒体，与他共谋。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还不提财团与政权之间，绵密的暧昧互利。

这些都没错，因为在民主结构里，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大学生、财团，都有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问题是，今天的新瓶装了昨天的馊酒，那么谁是新时代的反对者呢？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或者认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十岁那一年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集中营，在死亡的阴影、恐怖的环境里成长。解放的那一天，监狱的栅栏被拆除，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现，对劫后幸存的他，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间，他看见一个德国平民被枪杀，看见一个囚犯扑向一包地上的香烟而被坦克车碾过。被幸福感所充满，他告诉自己，“我自由了”。

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 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