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当古人遇到危机时，他们如何行动？18世纪这次群体疯狂，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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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笔记 

叫魂：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叫魂：偷取别人的魂。这本来是一种迷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手法。

基本要素：人的魂可以和身体分离；掌握了一个人的魂，就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操纵甚至夺人性命；其次，可以通过妖术来偷取别人的魂，比如对着男人身上剪下来的一小撮头发，或女人的一小块衣服念咒；那要怎么获得这些人身上的东西呢？答案也不复杂，可以对这个人撒，让他在被剪头发时无法抵抗；最后，被偷走魂的人会生病或死去，这样的受害者以男孩为主。只要大家都相信这个，就可能造成恐慌。只有人拿到你的头发之类的东西，就能通过作法偷走你的魂。

1768年剪辫子叫魂的嫌疑人： 出家人和乞丐。

心理基础：他们都是四处漂泊的流浪汉，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国古代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身边只要有一个陌生人出现，都会十分显眼，会立即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感。而且和尚道士和各种各样的法术联系在一起，肮脏的乞丐又让人恐惧，害怕被贫苦的运气污染，所以一旦有恐慌，把怒火发泄到这些人头上，简直是理所当然的。

萧山案：1768年4月，在浙江杭州旁边的萧山县，有四个和尚在村庄里分两头化缘。结果因为搭讪本地男孩，并被发现带有剪刀和发辫，被村民和差役抓捕。最后和尚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叫魂罪犯。

案件真相：案件从县里送往省里，按察使怀疑其中有蹊跷，查明是蔡捕头捏造证据，意图勒索和尚未成，故意把发辫塞进了和尚的包袱，把事情闹大。

结局：按察使把案子退回萧山县衙，蔡捕役被打了板子，还戴上枷锁示众。四个和尚也被释放，每个人还得到一小笔赔偿。

意想不到的影响：民众恐慌加剧，剪辫子叫魂的谣言，很快就越出浙江，传入临省，并且触动了统治者敏感的神经。

乾隆皇帝的逻辑：可能存在某种谋反的前奏

1、叫魂发生的地点很敏感。整个事件是从江南开始的，而江南，是全中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方。从1700年到1794年，不到100年里，中国的人口从1亿5000万增长到3亿多，翻了一番，江南就是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掉落得很厉害，不稳定因素多。江南这个地方，与满人有着对抗情绪，因此这一地区时刻受到乾隆皇帝的警惕。

2、对朝廷派往江南的高级官员，乾隆不太放心。在他心中，江南文化是汉文化的精髓，但太过精巧优雅，乾隆担心在那里当官的满汉官员，会沾染江南的不良风气，学会欺上瞒下、文过饰非这些陋习。乾隆借叫魂案这个案件，好好整顿一下那些已经被汉人文化征服的官员们。

3、乾隆也希望借叫魂这个案子，打击一下民间信仰。人和神灵之间的中介，必须由政府许可。祭天地的，只能是皇帝，各地的城隍，也要得到中央的批准。民间的迷信，往往也会抬出自己的天地神灵，这种做法对朝廷来说，就比较危险了。

乾隆的行动：通过密信督促地方高官，尽快抓捕叫魂案的元凶，了结此案，但信中他避免提到偷剪辫子、削发令、满汉之分这类话题。

地方官员的应对：查无可查

两个处置原则：

1、要锁定叫魂巫术的真正罪犯，这个不太可能，虽然巫术在清代法令里，往往要治重罪。但这类怪力乱神的东西，子所不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官员，不会真把这个当真。经过调查审讯，所有被指控为妖党的人，最终都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那些揭发叫魂恶行的人，要么是捕风捉影，要么是别有居心，没有一件案子有实质性突破。

2、叫魂巫术可能诱发的动乱，才是必须控制的。如果平头百姓对叫魂的威力信以为真，那么维持稳定，就是官员的职责了，万一在自己的管区出现动乱，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所以至少在表面上，官员必须表现得非常积极。

为难的官员：江苏巡抚彰宝

随有线索但无法追查：他向皇帝报告，早在暮春4月时节，省内就有个人，因为剪了一个男人的辫子被捕，他受审时，说自己只是为了引发混乱、趁乱偷钱才这么做的。县里的官员也没太把他当一回事，仅仅是关押起来，也没有上报。后来又发生了类似两起案子，但是那些据说是剪辫子的人，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被老百姓追得走投无路，只好自杀。

推卸责任：彰宝告诉皇帝，他已经指示地方官员，严密关注一个妖僧，据说他是叫魂案的主要策划者，这样皇帝的的注意力不就转移了吗，我彰宝只要防患于未然，不让那个妖僧从安徽窜入江苏，就可以了。

顾左右而言他：彰宝向乾隆报告另一桩盐务舞弊案，说案子已经取得巨大进展。

叫魂案扩大化：

1786年9月7日这一天，乾隆终于说破了，在他给七省高官发出的文件中，终于明确地把剪辫妖术和削发令联系起来。皇帝现在把话挑明了，叫魂不仅是迷信，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谋反者制造这个谣言，是想让恐慌的群众自己剪掉辫子，主动站到清王朝的对立面来。

好几起叫魂案涉案人员，都被押到承德避暑山庄，由乾隆最信赖的军机大臣傅恒主持审讯。不过让乾隆不大满意的是，这些案件里没有一件，能够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一切和谋反有关。

皇帝如何收手：叫魂案的原告，由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如果他不松口，官员怎么敢懈怠，于是这个徒劳无功的过程还得继续。这时候，只有找一个合适的台阶，才能打破这个僵局。

1、停止清剿：转眼到了1768年的10月，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刑部尚书、也就是公检法机关的最高官员刘统勋，从北京来承德向乾隆汇报工作，之前他一直在北京处理叫魂案。刘统勋在上交给乾隆的报告里，罗列出每一桩案件的种种漏洞，他在承德呆了五天，每天都和乾隆一起办公。孔飞力猜想，刘统勋在那五天里，用高超的语言艺术说服了乾隆。在他随同乾隆回到北京的两天后，皇帝就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实质上皇帝已经让步，但明面上不能这样说。

2、查办官员：以失职为名，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前江苏巡抚、山西巡抚，以及一批级别更低的官员，都被降职革职。

3、处理嫌犯：判定萧山案中的和尚们的确是被蔡捕役诬陷，口供也是逼供的产物。和尚们终于得以遣送回原籍，无罪释放。但蔡捕役就摊上大事了，被判斩首，秋后处决。其他一些叫魂案，最后的处理也基本如此。

如何理解叫魂案：

1、对民众来说，叫魂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权力狂欢。在叫魂案扩大化之后，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拥有了伤害别人的权力，看谁不顺眼，就去官府举报他，说他和叫魂案有关，那这个人就倒霉了。对身处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以往并不常见，一旦有机会借此打击自己的敌人，他们会很欢迎。即使没有特定的敌人，那么把帽子扣到和尚与乞丐头上，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是危险的外来的人，还常常和超自然世界来来往往，极有可能打破本地有序的生活。

2、对皇帝来说，叫魂案是他本人焦虑心理的一次集中爆发。1768年，他征讨缅甸的战争陷入困境，这时候，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事务上来，也许是恼怒和沮丧的一种发泄方式。更重要的是，政权被颠覆，满人被汉化，是长久以来乾隆的两大心病，叫魂案涉及辫子这个很敏感的象征，激化了他的担忧。加上乾隆一直对江南存有敌意，担心江南对官员人格的腐蚀。要整肃吏治，叫魂案是绝佳的机会。

3、被乾隆皇帝斥责为无能的官员，反而是乾隆时代的一种幸运。他们不像民众那样容易相信妖术的存在，也不像皇帝那样疑神疑鬼、精神紧张。作为官员，他们对待叫魂案，也许像对待其他事务一样，有点懒惰、有点敷衍、有点墨守成规，但对社会来说，这种陋习反而成了温和的缓冲层，客观上，他们限制了皇帝的专制权力，给狂热的社会情绪踩了一脚刹车。

孔飞力研究叫魂的初衷：在18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面前，中国有可能利用它复杂的社会理性和政治结构，自发的走向近代吗？

在孔飞力看来，叫魂案是乾隆一朝的社会危机，它最初从一个小小的谣言变化而来，背后的根源，是清代中期人口暴涨带来的生存困境，人口暴涨、生产能力并未提高，全社会的生存压力陡增，不少人破产，流落四方，成了不安定的因素。这种生存压力，是农耕社会消化不了的。中国被推到了现代化的临界点上，要么改变既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要么固守传统，走上王朝衰亡的老路。

案件前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波澜不惊，民众平静下来，并未意识到社会危机的根源，他们对政治依然毫无贡献；皇帝平静下来，实现了他心中的某些政治目的，比如整肃吏治，比如威慑社会。官僚系统也平静了下来，暂时不必担心头上的顶戴不保了。最后大家各归各位，叫魂案的大恐慌总算结束了，但社会的根本问题还在那里，等待下一个刺激的到来。

解读 | 桥帮主

纵浪科技创始人，从事知识策划。

播音 | 张煜

策划编辑 | 袁博

音频编辑 | 陈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