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 |《现代性与大屠杀》：下一场大屠杀离我们还有多远？

反思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的杰作，理性如何把犹太人推向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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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主讲 

吴海云。文化研究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

听书笔记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出生于波兰，曾担任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

鲍曼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缔造者，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曾于1990年获得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获得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澳大利亚社会学家贝尔哈兹评价鲍曼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本书中，鲍曼分析了“现代性”与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那场大屠杀并不只是一场“反犹”的运动，更不是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现代性”即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在精神层面指的是理性精神，在制度层面指的是高效而有序的社会组织形态。理性精神和高效组织，通常会被

认为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然而，在特定的环境中，这些现代性也会催生出像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灾难。

一，纳粹屠犹的现代性，可以从思想、制度和技术三个方面来剖析：

1，在思想上，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不是传统的反犹主义，而是一种现代的思想。

一种建立理想世界、为此必须清除一切祸害的“园艺文化”，以及一种认为日耳曼人优等、犹太人劣等的种族主义，这两种现代观念叠加在一起，成为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清洗的思想根源。

2，在制度上，德国纳粹奉行严格的现代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的特征在于：分工明确、等级分明、照章办事。

现代官僚制度让纳粹一路都用理性而高效的方式，实现元首“清洗犹太人”的指令；他们对于犹太人从“定义”、到“隔离”、到“驱逐”、再到最后的“屠杀”，都是他们在面对新问题时所采取的相应解决方法，具有逻辑上的必然。

3，在技术上，纳粹屠犹的主要方式——灭绝营和毒气室，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灭绝营，可以说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大工业式的设施和流程，大大提升了屠杀的效率；现代化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又高效而稳定地维系着大屠杀的进行。

二，现代的官僚制度和工业技术，还让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摆脱了道德上的困扰。

一方面，纳粹的官僚体系让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另一方面，现代的屠杀技术大大减轻了执行者在杀戮时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这一切都保障了纳粹屠犹顺利、高效地进行。

三，犹太人作为受害者，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特征。

他们在“理性”的驱动下沦为纳粹的帮凶，一路配合着屠杀的行动。 “牺牲少数保护多数”的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让犹太人甚至连像样的抗争都没有，成为羔羊一般的受害者。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外一面。如果对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不加以控制，那么人类距离下一次的“大屠杀”并不遥远。

也正因如此，我们应该重视道德。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很难实现，因为现代性的体制会压制道德，然而，这是避免下一次大屠杀的唯一方式。

播音 | 吴海云

策划编辑 | 李雪清

音频编辑 | 杜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