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01 做的两件大事

课程文稿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秦朔书院。今天我们就进入到1993年，1993年，我们第一节也是先从宏观上来看一下当时的中国整个的一个宏观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一节我定了一个题目，就叫“1993年朱镕基做的两件大事”那么一件事情就是整顿整个中国的金融秩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分税制的改革。

我们知道今天一讲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讲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那么整顿金融的秩序其实是属于整个货币金融这个层面的问题，而分税制就涉及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财政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改革。

说起这两个改革，就不能不提朱镕基。朱镕基是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那么我们在讲1992年的时候特别专门讲过来龙去脉。那么十四大以后的十四届一中全会就选举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镕基也从这个时候就正式登上了管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历史舞台。我们知道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的发展，经济投资各方面的积极性都非常充沛，那么我们中国一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所谓的“一放就活”，一活有的时候就乱了。

那么1992年的GDP已经到了差不多13%，那么1993年一季度到了15%超过15%。那么这个明显的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迹象，主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开始盲目的投资行政性的干预银行，让银行大规模的去投放信贷的资金，这样就是短期的看是整个的经济非常的活跃，但事实上很多的资产是不良的，那么也就加剧了不良贷款的问题。那么到1993年的时候，其实整个的透支就是越来越厉害。那么非法金融机构、非法集资在个别的地方已经导致了挤兑现象的发生，因为当时的有些地方像广东的恩平，政府都是打着金融改革的名义，按照年息25%甚至30%鼓励去到处去借贷，那么借了以后投到这个地方的经济资助的项目。里面的一些项目像水泥厂等等，说他们能够提供百分之三四十的回报，其实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都是为了先搞钱，然后把经济先刺激起来。

与此同时股票期货市场也出现了很多的违法违规的情况。那么国企自身的体制不改变，那么就像银行不断的吸血，那么这个模式下国企也没有改革的动力，因为它不改革，他也可以拿到很多这样的资金。所以总体上看，金融体制也不适应改革的要求了。所以在这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就1993年的全国两会，朱镕基就表态说，出现加工项目过热，小平同志指的“尽可能搞快一点”，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么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之后，还有一句话：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还是要扎扎实实讲究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这个讲话一出来，当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因为有人说你跟小平同志说尽可能的搞快，胆子再大一些，这个是不一样，但是小平同志看过朱镕基发音稿以后，对于懂经济的年轻人他是支持，而且把他的讲话是转发给各地区各部门。江泽民同志在朱镕基的讲话上也批示了，叫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此后国务院就派了很多的调查组到各地去进行调查。那么到了1993年的6月份，朱镕基就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13条紧急措施，那么国家计委又补了三条意见，所以合计就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这个就是所谓的6号文件，是在1993年6月24号发出来的，或者也叫它16条。16条，对于扭转经济的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就起了很重要的决定的作用。具体包括什么？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制止银行违章的拆借乱集资，提高利率，严控信贷规模，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资金偏向于通讯原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房地产，压制工业加工能力的重复的增加，改变投资体制跟金融系统，强化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的职能，就宏观调控货币和进行加强金融监管这样的职责。那么具体的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要在约束机制下自主经营，保证国库券的发行，稳定外汇的比价，整顿房地产市场，加强税收的监管，严控物价的上涨等等。那么朱镕基为了让这些整顿措施能够真正落实到位，他自己亲自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显等于说是靠边了。那么朱镕基在北京就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主要就是整顿违法金融秩序里面的像违章拆借、非法集资银行办实体等很多的问题。

那么跟各个省市的金融系统的负责人约法三章，给出时间表，这事实上是用行政的手段去解决，本来是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达成的货币回笼，但通过货币政策去达成货币回笼，这个速度非常的慢，而且在存在一些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有问题，所以朱镕基就是用行政方法。1993年的7月份，它是以央行行长的身份，把属下银行的主政者都召到了北京，就说40天内你就要收回计划外的全部的贷款和拆借的资金，就逾期收不回来的，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严惩不贷。

当时在会上他就伸出手，点着下面坐的银行的官员说“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台上面做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按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是要害死人的”。他说同志们，我在这里所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不要求大家，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那么这些目瞪口呆的行长连相互道别的话也都不说了，忐忐忑忑迅速都离去了。所有银行那一段时间的电话交换台都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因为什么呢？都是找客户催着还钱，仿佛就是在一年以前忙着对外借钱一样。营业厅又排起了长龙，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这个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一次都不讲情面，就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要把我的头给砍了。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政策虽然其实行政性的色彩很严重，而且很多的具体的一些地方也不是那么实事求是，但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的确是雷厉风行，很快就见效了，所以整个的金融秩序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那么之后的几年，整个中国的金融改革进一步的深化。那么在1994年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政策性的银行。政策性的银行就是政府投资设立不以盈利为目的，根据政府的决策，专门充实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银行。有些东西就是政策性的，我就不要放到商业银行里了。那么到95年的时候，央行就基本上完成转型了。那么这一年中国通过了商业银行法，保证了银行的独立的地位。那么1995年6月，朱镕基就不再担任人民银行的行长，那么这两年的经历他自己说是值得纪念。

到97年的时候，中国的基本的一个金融体系建立起来了。中央银行主要管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性的金融跟商业性金融分离，国有银行为主体，然后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作，功能互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地方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的暴露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这个体系就基本上建立了，那就是金融。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财政，1992年14大以后朱镕基进入中南海做常委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总整个的经济工作的时候，当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财政：国家的财政处在比较困难的状况，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所以借着1993年的宏观调控，整个的宏观调控，朱镕基就对财税秩序也进行了整顿。先是严控税费减免，改革的方向就是分开税证和税务；第二个就是严控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政府向银行挂账的话，其实就是财政向银行借钱，这样的话银行的信贷的约束实际上是一个软约束，同时也相当于增发了很多货币，所以他就严控财政赤字；第三个就是财税部门不能够涉及商业性的金融业务，也不能新办企业了。

那么在1993年对财税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以后，那么1994年就开始了所谓分税制的改革。以前是包干制，包干制下面就是地方财政的增长就非常快，因为地方有很大的积极性，但是中央财政的缺口就很大，然后大量的银行的挂账发外债啦、发国债借外债啦，这些情况由中央财政来负责，它其实难以为继。因此分税制改革就是在全国要统一税制，按照税种划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以及共享税种，建立了两套税务体系，就是国税和地税。少量的税种是共享的，然后在比例上要增加中央这一部分的份额。今天来看当时的改革，应该说是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朱镕基在70天的时间里面，带队到13个省省份具体去做协调，动员说服，那么这样的工作最终是完成了分税制的这样一个改革。

在朱镕基看来就是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的这样的一种特色，主要是通过财政跟金融加以发挥，所以他认为财政跟金融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以分税制为中心的财政体制改革，真正触及了地方的利益。它是财税、金融、投资、外贸、企业，当时五大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那这个改革如果不改，发动机就没有了动力，经济也没有办法搞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朱镕基的思想其实是延续了陈云的一个思想，也就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由中央的经济权威作为基础。

那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当年的工商税收就增加了25%，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也大大增强。1994年1月1号中国正式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税制的体系，把原来的产品税、增值税、批发税、零售环节的营业税统一都改为税率17%的一个增值税。这样的话，增加了一些企业的税赋，采取减免两金的方法，三资企业的工商税改成增值税以后税负增加的问题，采用返还的方法，就是部分全额进行返还。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全国统一的税制，就是从全国的意义上使得市场的竞争更加的平等和公平，就各地的这个税制你基本上是这个一样。

那么分税制以后，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它是全部划为地方税了，企业所得税央企是归中央地方的，归各个省。当然这个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地方，它就倾向于办很多企业增加税收，那会带来什么问题？就是重复建设。所以中国后来的很多的产业重复建设问题，也跟地方只能通过办企业来获得这个地方企业所得税来增加地方收入，跟这样的一个税制也是有关系。另外就是说个人收入的差别很大，税都归了地方，就没有办法进行审计的调解，所以很多地方好的越好差的越差。

到2001年的时候，这个又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些改革，就是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个税放在一起分享，以2001年为基数进行增量分成，增加部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增加了的部分由中央转移给西部地区，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当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最富的三个省，一个是江苏，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广东，原来想着他们会有很大的抵抗抗性，但是朱镕基去了以后，因为改变了原来的个税和企业税的分成方法，富裕的省份会受一定的影响，但是朱镕基带队去了以后，经过了软硬兼施，各种各样的工作，他自己后来说没有想到三个月就能够顺利的完成。

所以呢，经过财税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又过了几年，到1998年的时候，财政的法制化建设也加强了，这个时候开始推进了部门预算。到了2002年的时候，中央和省级两级层面才全面实现了部门的预算改革。部门预算内外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一本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按标准审核来拨付。除了部门预算改革以后，还有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改革等等。所以从1993年1994年开始的金融和税制的改革，应该说为中国奠定一个比较法制化的这样的一种宏观调控的一个体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那么在我们的现代宏观调控意义上的，我觉得朱镕基应该说是一个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推动设计变成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