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人与匮乏的人（上）

我很难开口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在我心里李白、杜甫、奥登、特朗斯特罗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艾伦金斯堡……那些伟大的名字才能叫诗人，我自己只是一个写诗的人。

写诗从来不是一个职业。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没几个人可以靠写诗为生。但奇妙的是，一旦别人发现你写诗，一旦你真正掉进诗歌的黑洞，你的全部身份从此就只剩下一个，就是诗人。再做什么都显得无足轻重。的确诗人是一个根本性的身份。

我身边有一群写诗的哥们儿，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才华的方向，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一方面把跟诗歌不相干的事业搞得轰轰烈烈（或者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始终将诗歌生活看得远高于日常生活。也许，这种游手好闲的状态才是诗人的正途，就像火药最正当的用处不是枪炮，而是造出美丽的玩意儿，古中国那些最庄重的和最明智的贤人都在忙着弄花炮。正是这些无用之物、生活里的过剩之物，同时又是另一些人匮乏的东西，给了一个人最根本的定义。

职业、学历、金钱、地位或者星座血型，这些概念不管多实用，抑或多时髦，都没有能力定义一个真正的人。这些都只是标签。一个人被自己的丰沛定义着，一个人也同样被自己的匮乏不断定义着。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过度的人与匮乏的人。今天活动的出发点是去反思青年文化。我想，青年不以年龄做无聊的划分，而是取决于心智、心性以及姿态。所谓年长而勿衰，我们有的是白胡子年轻人，也有的是二十出头的老年人。过去我很反对80后，90后这种标签，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iPhone5，iphone6，iphonex，工具化流水线上的一代，充斥着虚张声势的升级换代。但如今，我越来越能够欣赏其中微妙的对应和讽刺关系。也许实情就是这样的，当机器模仿人性的丰富和有趣时，人类正在努力模仿机器的刻板与乏味。现代社会的险恶无处不在，却以慈眉善目的面孔隐藏在城市的内部。当你乘上时代的高速列车，以800公里时速冲奔向前，当你还在为堂皇车厢中的舒适所迷惑，浑然不觉你此刻就是一颗高速射出的子弹。当新一代诗人还在天花乱缀地抒写小心思、小忧郁时，不知不觉已加入到一场成功的苟且。

尼采曾经区分过两种痛苦者：“一种是生命力过剩的痛苦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他们需要一种酒神艺术，同样也需要一种悲剧的人生观和人生理解。”他描述那些生命过度旺盛的丰裕者，由于生殖力的过剩，“简直能够把一切沙漠造就成硕果累累的良田。”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是苦于生命的贫乏的痛苦者。尼采谈论的是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但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将这种贫乏的痛苦，对应到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身上。

我承认，我总是被那类过度的人所吸引，迷恋博物学家的气质，少年时还曾经立志要当一个万金油小姐。因此格外偏爱那些悬崖边的天才，伟大的病人，以及一切走钢丝的反动者。他们往往叛逆、异类，也可以说是彻底的摩登。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成为需要被打捞的传统。尼采的描述可能抽象了点，我现在大概能够立刻想起来几个具体的人物，可亲可爱的对象。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这类天才人物，并把他们称作我“亲爱的模型”。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位。2013年夏天我博士二年级时，经孙郁老师指点第一次从周作人全集里注意到了霭理士这个名字。一九一八年周作人第一次译引蔼理士，此后终身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提起这些启蒙之书，周作人说，“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就是这位曾经和弗洛伊德齐名的蔼理士，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最文明的人。他是一位典型的尼采口中生命力过剩的天才。追随达尔文、斯宾塞、弗雷泽等博学家通才的传统，他相信理性与情感之间并非矛盾隔阂，努力将诸如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等文理知识海纳百川汇入自己的学术版图。他因为写“反常”的书，支持同性恋，研究犯罪天才而官司缠身。然而支撑他冒险的背后的逻辑，绝非为弱者，为大众祈福，恰恰相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对濒危物种的激赏和保护。而到最后，他自己这样的博物学家也成为了时代的濒危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