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01.导论.知识分子：从现代的立法者到后现代的阐释者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是英国思想家齐格蒙·鲍曼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87年。
　　全书除导论外共分十二章，作者用“立法者”和“阐释者”这两个隐喻，分别对近三个世纪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在现代和后现代处境的变迁和策略的改变、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条件进行深入分析，使知识分子这一有趣的历史角色充分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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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鲍曼展开了他一贯的宏大叙事风格，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谈起。在封建贵族及其价值观衰落、天主教会的控制终结之际，启蒙哲学家生逢其时，他们彼此之间建立紧密的网络联盟，同进同退，逐渐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他们提出的种种改革社会的宏大计划，帮助国家强加规训的力量，将民众塑造成他们所希望的模样。在启蒙时代，道德、人格和灵魂被用来指认个人的社会地位，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中心。然而进入后现代性阶段，公众的心灵和肉体都受到严格的监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替代了教育者的角色，广告商创造了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各种亚文化得到鼓励发展，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显然失去了“立法者”的地位，变成了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增进交流对话的“阐释者”，其中的亚集团可能还具有半立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鲍曼为他所钟爱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其他的选择与安排，也就是说，这些历史人物已经向专业科学和高雅文化领域集体退却，或者寻求辅助自己的社会力量。

作品思想
　　该书的特色之一是作者在对知识分子、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这几个相关主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时，采取了多条线索并进的论述方式。比如“知识/权力”的共生现象这一线索，对这一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的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史的描述，是鲍曼考察知识分子问题的出发点。他先借助保尔·雷丁关于原始宗教的研究，在当代知识分子角色和原始社会的巫师形象之间进行其合法性要素的类比，为les philosophes（指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群体）的出场作准备。这种合法性要素的要旨，便是以某种方式操纵民众的信念，增强他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也就增强了他们对于“形式知识”的依赖性，从而获得知识的权力统治。在这里，控制的有效性和知识的正确性密切相关。在鲍曼看来，启蒙时代的les philosophes的实践模式则几乎与此同出一辙。他们一方面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型期出现的权力真空，从没落贵族的手中继承其政治遗产，另一方面，通过优良的教育，也继承了为后者所失落的“美德”。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国家第一个样本的专制君主制的出现，则标志着某种全新的国家权力的诞生，这种垄断的政治权力所依靠的远不止是暴力手段，而是一种更行之有效的监控管理技术。前现代社会的相互性监督被现代社会的“全景式监狱”所替代，这种不均衡的单向监督产生了两个根本性后果：将专家（教育者）置于监视者的位置上；根据某种理性预设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整体改造。鲍曼把这种全新的社会控制类型所拥有的权力称作“牧人式的权力”和“改造思想的权力”，“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

创作背景
　　早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便是鲍曼改进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中心人物，他认为他们要帮助民众适应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他们有权利对文化体制和官僚政治采取批判态度，他们应该传播自己的影响，积极聚合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立法者和阐释者》就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角色的著作。 

作者简介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为英国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之一，是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家。鲍曼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就是在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学位，师从波兰当时的知名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销职务的他于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代表作有《流动的现代性》、 《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 和《流动的爱》、《虚度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