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漫游随录》2 | 段怀清：当东方才子，遇到西方佳人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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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听友，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段怀清。今天我们来一起讨论两部晚清作家王韬的作品集《漫游随录》和《淞隐漫录》。前面一部是游记，后面一部是文言小说集。在讨论王韬的作品之前，我们先来谈点其他相关作品。

看过香港系列电影《黄飞鸿》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里面那位“十三姨”。十三姨是一位有过留洋经历的“新女性”。她不仅是黄飞鸿及其周围的中国人看西洋的“中介”，也是电影《黄飞鸿》的观众看“西洋”的中介，尽管今天的观众，也许已经不再像黄飞鸿时代的那些中国人那样，需要十三姨这样一个中介；又或者说，“十三姨”就是今天观众的一个百年前的替身，通过“十三姨”，今天的电影观众不仅获得了一种在电影里的“存在感”，而且还通过“十三姨”，实现了与黄飞鸿及其时代的“对话”可能。

如果说电影《黄飞鸿》是通过想象和虚构，来反映清末广州地区华洋杂处、新旧交织的历史与生活场景的话，清末德龄公主的故事，则近乎真实地揭示出晚清皇宫里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借助于德龄公主姐妹以及她们的哥哥的照相术，开始接触中国之外的西洋世界的种种细节，其中不少描述颇为引人注目而且印象深刻，譬如已经年过古稀的慈禧，因为喜欢上照相术，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盼着德龄公主的哥哥进宫来为她拍照片，甚至一度冷淡了对于朝堂政务的热衷关注。

为什么有一个“十三姨”，黄飞鸿和他周围的人们对于洋人及洋务的抵触乃至敌视，就大大地减轻了呢？同样地，似乎有了德龄公主姐妹和她们的哥哥，一度极为恐惧而且反感洋人的慈禧太后，对于洋人制造的玩意儿，也表现出了非同以往的兴趣乃至好感。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电影《黄飞鸿》表现的是清末中国南方口岸地区市民阶层及社会对于外来新鲜事物的好奇及关注的话，德龄公主的故事，显然将这一故事的场景，转换到了高高在上的庙堂宫廷之内，更是通过慈禧太后在后宫之中的种种行为，揭示出晚清西方进入到中国的一条隐秘的途径，以及一种通常为人们所不晓或者忽略的方式。

其实，上述两个案例中，不仅仅呈现了晚清中国高高在上的皇宫庙堂与开埠口岸城市民间社会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接触的情形，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接触中，都出现了有过西洋游离及游学经历的知识女性，即十三姨和德龄这样的晚清“新女性”。作为一种既中又西的“文化中间人”，她们事实上担当了中西之间“文化中介”的作用。

相较于《黄飞鸿》系列和十三姨，以及“清宫”系列（《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及其作者德龄，晚清作家王韬及其《漫游随录》等文学作品，为我们呈现了既与之相近亦有所差别的，一幅幅晚清个体生活与时代历史的鲜活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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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民间文人的个人海外游记，《漫游随录》最引人注目之处，并非是它对于西洋都市繁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描写——这种描写在晚清都市阅读的时代语境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是这部作品中所出现的大量有关漫游者与英法平民女性接触交往的叙述。

《漫游随录》中所出现并描写的异国女性，有街头酒馆咖啡馆里的侍女，有巴黎红磨坊里的舞女，有从英伦前来巴黎办学执教的女教师，有苏格兰的良家女子，有邀请并欢迎王韬来访的当地女子团体，甚至还有始终陪同王韬在苏格兰地区参访游玩的女导游。这里不妨摘取其中三个场景，来看看王韬所发现并描写的法国都市女性。

其一是马赛街头的法式小酒馆。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仅描写了法式酒馆里的风俗习惯，更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所描写的酒馆里的陪酒女郎：

偶入一馆沽饮，见馆中趋承奔走者，皆十六七岁丽姝，貌比花嫣，眼同波媚。见余自中华至，咸来问讯。因余衣服丽都，啧啧称羡，几欲解而观之。须臾，一女子捧银盘至，中贮晶杯八，所盛红酒，色若琥珀。余曰：“此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也。”女子举以饮余，一吸而尽。余曰：“此彼姝之所以饷客者，然酬酢之礼不可缺也。”亦呼馆人具酒如前。女子饮量甚豪，一磬数爵。

其二是巴黎博物馆中的一场邂逅：

余近视之，真觉与之毕肖。有一女子年仅十五六，所画已得六七幅，皆山水也，悉着青绿色，浓淡远近，意趣天然。余偶赞之，女子与导余入者固相识，特持一幅以转赠余，殊可感也。

其三是巴黎大剧场中观看红磨坊里的歌舞表演：

女优率皆姿首美丽，登台之时袒胸及肩，玉色灯光两相激射……或于汪洋大海中涌现千万朵莲花，一花中立一美人，色相庄严，祥光下注，一时观者莫不抚掌称叹，其奇妙如此。

这些新女性，尤其是后来王韬在英国所见到的那些女性，在晚清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可以想象，当王韬踏进西方世界，发现法国、英国社会中这些新女性之时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惊异还有惊喜。

这些女性形象，既不同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才女”，也不同于帝王宫廷里的嫔妃侍女，更不同于《水浒传》中的那些“女强人”，而是当时西方都市社会中可以抛头露面、自谋职业、不避男女的新女性。从《漫游随录》的描写叙事来看，叙事者似乎并没有因为彼此之间存在着的巨大文化差异而产生多大交流障碍，相反，漫游者对于这种交游往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乃至喜悦，有一种超越自有文化的封闭圈、在全新的个人经验中获得自我释放和自我经验及价值重构的自由感。

而这些叙事，既有群体、浅层的社交应酬，亦有个体间的频繁密切往来。这些社交应酬及密切往来，或许并非全部属实，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想象、夸张及虚构，但仍然极大地弥补了晚清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交往中的“性别空白”或“性别缺陷”，极大地满足了本土都市读者的阅读好奇，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也成为晚清中西交往叙事中从群像式的浅层描写叙事，深入到对于个体及富于个性的人物面貌、言语、性情、思想、行为等的描写叙述的一个重要见证及书写尝试，并在非虚构的游记文学书写及想象虚构性文学书写之间，初步搭起了一个深入他者语境、体验异国文化及日常生活的书写桥梁，为清末民初“异国”“他乡”式的文学想象与叙事，提供了具有探索意味及文学意义的先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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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随录》中所叙述的海外漫游事件，发生在1860年代末、70年代初，而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书写及发表出版，则是在20多年之后。这种时间上的间隔或延迟本身，就为这种回忆及书写，提供了不少因为语境或书写者自我处境的改变而带来的沉淀性、差异化叙述。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漫游随录》中对于此次海外漫游的态度，以及对于在法国、英国所遇见的异国女性的态度。如果一定要对这一态度予以明确界定，那就是“喜相逢”，或者说愉快地“再相逢”。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漫游随录》中所描写的有些女性形象，后来又改头换面出现在了王韬的笔记小说《媚梨小传》中。《媚梨小传》是王韬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中的一篇。

这部完全虚构的浪漫传奇，描写一位英国新女性为逃避自己并不满意的婚姻而离开英国、乘船前往中国上海、并在船上与一位中土青年士子邂逅生情、双双携手回到中国的故事。它不仅极为罕见了叙述了一个晚清中国的“异国恋”故事，更关键的是在汉语中文的文学语境中，塑造了一个有知识、有主见、能够独立谋生而且性别权利意识明确的西方新女性。

小说中英国轮伦敦女子媚梨在乘轮船逃婚到中土途中，邂逅一华人士子自英旋华，此子姓丰名玉田，“容貌魁伟，衣冠煊赫”。二人在船上一见钟情，媚梨甚至主动示爱，愿意跟随玉田到中国，而且表明自己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立，并不依赖玉田。最终两人同居沪上。

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媚梨“尤善测量”“能令枪炮命中及远，无一虚发”。媚梨劝说玉田出而为国服务。在二人同行附兵舶闽江报效途中，遇见海盗船数艘，“方劫掠商船，扬帆疾驶”。媚梨遂以纪线镜仪测量远近，并在船上水兵们的迂笑之中，“命客装储药弹若干，炮移置若干度，三发而沉三舟，众于是乃叹其神”。这也是一个西方知识女性用自己的技术能力以及人格力量，获得中国士兵叹服的近代故事。

某种意义上，媚梨集中了《漫游随录》中那些生活中众多西方女性身上的诸多近代特点，譬如接受过学校教育、掌握了科技知识、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健康人格，而且具有不同于流俗的世界意识和民族国别意识。如果说“十三姨”是黄飞鸿体验并理解西方和近代的一道活生生的“桥梁”，那么媚梨无疑就是王韬想象西方和东方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尝试。

王韬上述作品中所出现或描写的西方女性数量众多，多达数十位。这些女性既有普通都市市民，也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不仅形象地体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中的某些进步方面，更关键的是，她们给正在睁眼看西方乃至世界的王韬们，带来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景观，也为他们反观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想象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