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1 | 原著精华：它是一代知识青年的痛苦与激情

本集文稿 

《我在欧洲的生活》

作者，王独清。

这本书叙述了诗人王独清1920年至1925年在法国、意大利的游学生活，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留法华人社会，“我不满意的在欧洲的一段，也尽够膨胀我底回忆，在这儿，我却尽可能的把我个人身上滤过的滴渍放开而去触着我身后的时代底洪流”，以下为他的自述：

我初和巴黎接触的时候，两眼几乎是要眩晕了去。第一次在塞纳河边走过，我的心胸填满着说不出的澎涨的快感。我叫了一个汽车，满街乱跑，把才由一位同伴借来的两百法郎尽数花掉。我这人没有打算，性情浪漫，也可以看得出来了。

当时，中国在五四运动后，最有规模的组织是“少年中国学会”，杂志是一般智识青年发表思想的中心刊物，并且把组织扩大到海外，在德国、法国、美国的留学生中设立了分会。原本我打算通过会员介绍到巴黎通信社工作，因为和吴蒻云的恋爱而落空了。

吴蒻云是和我同船去欧洲的，每天都一起谈心。她善于表情，生成的一种活泼态度很能吸引男子，也很会说话，和智识较高的男子一点不避忌的周旋及相辩。我虽在她谈话和举动间感到不少虚荣的矫饰，不完全满意她，却被她屈服了。我一点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人在欧洲等她，那是“少年中国学会”中心人物汪广季。事情暴露，汪广季盛怒之下放弃了她，我却因为她陷在孤苦地位生出同情，答应和她同去M城进学校。

以我从十多岁在本省办报以至几乎被捕直到从日本到上海又办报的经过来比较时，我在欧洲的几年是脱离斗争的。从上海动身时，拿的一张中华工会嘱托到欧洲组织分会的委任状，竟成为一张废纸。当时在留法国的中国人中间出名的华伦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我说自有人类以来团体生活都是靠不住的，这使我不得要领地走开。

在“五四运动”后的留学运动中，智识分子多半有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面是要先到外国去把自己底能力培养充分再回国努力有意义的事体，一面却又像被国内打不破的黑暗空气压迫得生了厌世的心情，想到另一个社会去逃避。

最早中国底名流李××和这儿市立公学校长有交情，勤工俭学的留学运动起来后，他便和校长交涉，尽量容纳中国学生在这儿学习法文，争取便宜的寄宿伙食费。这帮学生整日研究法文报纸和政治的小册子，讨论，组织，准备作革命的战士。

我住在一家法国人底家，埋头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法文作文的联系，蒻云和我的感情越是相处越觉得不能够融洽下去。早先在巴黎和我交好、后来生疏的席带均来M城看我，和蒻云订了密约，约定一星期后到J城区居住。我送她到她新爱人那儿去，又一人回M城。

歌德的一句话我总忘不掉：人总是人，虽然有时受着一点理性底支配，终归会在感情之下低头。在那一个顷刻，我是破碎了。我底性格一向便是徘徊于极端的理智和极端的感情之间，埋头科学和文学领域中的驰骋在那时是交织成我生活的，我相当冷静接受实际问题底发展，可等到过去，便会被单纯狂热的感情所迷乱。

与此同时，M城的中国同学却作着为他们生活斗争的运动。中国政府对于勤工俭学生是声明了不许和其他留学生享同等权利的。那般官费生和半官费生由政府保送外国，消耗大量金钱，却多半是只知道享乐，一点不努力的人。这批人为了维持他们特殊阶级的地位，便和公使、领事及所有驻在外国的政客勾结，反对勤工俭学生应得的一项公家津贴。

M城公学收不到学费，下了驱逐中国学生的命令，逼得艰苦上进的青年不得不取了斗争手段——“面包”“求学权”！大批的群众从M城到巴黎包围公使馆。法国警察用暴力把他们赶散了。曾经产生过近代大革命种子的法国，现在社会上所具有的的保守性却几乎根深蒂固。

在这时，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了，这给当时失败了的群众一个希望。大家决计趁那般中国政府派送的中法大学底学生还未曾到校时先去占领贵族校舍。大学的中国校务委员之一褚××通知了里昂政府，用“逮捕匪类”的名义，用囚车把学生拖出，押在军营狱中。而后里昂市长艾利欧用命令式的公文强迫中国公使馆把那一批人塞入载货船舱，从马赛送回中国。

我到里昂的那天，正是中国底双十节。那些从中国新到的留学生都穿着很整齐的服装在华丽会场中高声欢笑。怎么苦乐不平均到这样？有一大群想求学而不能够求学的人被人家像对待猪仔一般的赶到别处去，而这儿底人却在开展着他们愉快的生命。回途中，我新认识了两桩真理：所谓国庆这种纪念和穷苦的社会毫无关系；到处都可以看见阶级对立和敌视。

世界总还是热闹的。在凡尔赛会议中未曾得到领导权的美国以华盛顿会议的名义向各国号召：这一实际上为对付日本的军备制限协定的会议轰动了一时。除了作各国债主的会议号召者打着维持国际和平的招牌外，他还用了援助弱小民族的骗语引起各地注意。当时，一片梦境罩着大地，中国做着不能实现的幻梦。

吴蒻云的电报从S城发出，说她独自病倒，要我即刻去看她。在理，我不应该再去管她，这分明可以看出她始终是在把我当做一个解决她空虚的工具的。可我怕她这回是真得了重病，我终于又会到了她。她一见我便嚎啕痛哭，向我忏悔，只望我再和她和好，假使我不答应，便死在我面前。我答应后，才说她怀了孕，要我替她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当时的我，被一种唯心哲学的道德观念支配，以为自己对别人答应了话就应该遵守。我在巴黎遇见由北京陆军部遣送出洋调查军事的中国军官，向他告借了三百法郎。又从医生问到处理私生子的办法。我没和蒻云同居，只每天去看她一次，生产前一个月送她到巴黎。

医生介绍的产婆，兼作寄宿舍的生意，把蒻云当成了到欧洲游历的东洋资本家小姐，房子，餐品，都按上等水平布置，加上医药和服侍人工，共欠了一千零四十法郎。不消说，她是和医生串通好的。蒻云生了一个女孩，当天就被孤儿院抱了去。

蒻云去了里昂后，我接到了席带均的信，叙述他和蒻云接近后惹起各方面对他的攻击，主谋者是支配“少年中国学会”的曾暨和学会会员，他说我应替他作名誉上的辩护。我花了狠大的力气给他辩护，愤慨是因为积压的感情爆发，我一向看不惯那般留学生的虚伪。他们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费生勾结，一面又和勤工俭学生周旋，自居为裁判官，狠严厉抨击着别个行为，可抨击的从来没有名流、政客、官费生。“少年中国学会”除了一点零碎的西洋资产阶级学说的介绍，没做过重要的事。

和这帮人断绝关系后，我觉到了我一身的孤独，决计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作自己生活中的安慰：一个人在复杂社会要经历这样多的变故，一个人和别一个底心情相差得这样厉害……但是怎样去了解呢。我把我拉到哲学领域来了，把脑力移到了施比诺莎、尼采、康德身上，我正式从事文学创作也就在这个期间。1922年便是中国文学浪漫运动开始的一年，担负使命的是“创造社”这一文学团体。我和在日本的郭麦弱互相通信，从日本、从巴黎寄出的作品飞跃在国内的刊物上了。

在里昂住了不到半个多月，债主问我讨账，而M城接收我投稿的那家报馆停刊。我去了一家私人花园当园丁。一天作工十点钟，每点钟一个法郎。我原想借这个机会采集植物标本，实际上是被工头派了作苦工：掘地、拔草、推土、扫除残败。为生活出卖体力的人想伸手到知识方面是不可能的事体。我底头脑好像是死去了的一样，思想简直连影子也不来光顾。而房间满墙满地是臭虫，逼得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我寂静地，忘我地，译着诗稿过长夜。

我给郑白基的信中写道：若果人生的路上有“受罚”这一个意义存在时，那我现在便是在受罚了，但这个将使我更认识人生。一个人只要稍微踏脱一下生的轨道时，死便展开在你的眼前，我现在知道了怎样去和死抗争，怎样去努力取得生的前途。

六个多月后，国内来了稿费，我才把债务偿清。我又到巴黎了。世纪末的残病猖狂到了我身边，我意识地去吃酒。耽美派的书在我眼前闪出了它的光辉。艺术家没有方法在一种和他不能够调和的地盘上立脚，才逃避到他所认为的幻美里去，这是一种绝望的求活。友人陈觉修给我写信：你所写出的话句句都是呜咽的哭声。我只愿你在悲哀中能有些动人的收获，不要使悲哀把你创作的灵魂淹杀了。

暑期以后我住在柏林，足记是图书馆和美术馆，对于美术理论的接近也在这时开始。因为倾心美术，我到了意大利，完全倾倒在文艺复兴巨人特别是米格郎结罗的创作前。我用罗马比着长安，向吊古的情怀中放进了民族的伤感，作了许多诗篇。

“五卅”事件把我懒惰的浪游者底意识炸破了。报上的评论真要把人气死。他们一提笔便说我们是野蛮的民族，说他们对于我们应该彻底肃清。他们底意思是要我们俯首帖耳地让他们屠杀，要我们把颈子伸长，连哼都不要哼一声的！

我是下了一个狠大的决心，要从此把我底生命放置在劳苦的中国民众里去。我又恢复了对于实际活动的热烈欲望，筹路费回国。我把我所有的放浪、颓废、青春的狂欢以及苦恼，都留给欧洲，我出发去迎接我新的生命。